摘要：文章以武汉市为例,利用手机信令数据、土地利用数据及遥感影像数据等多源时序大数据,识别近郊区主要就业中心及其主导产业,并提出从就业人口流动的数量、强度和方向3个方面构建就业人口流动评价指标体系。首先通过净活跃度与总活跃度测度就业人口流动的数量,并结合全局莫兰指数、Getis-ord Gi*指数识别就业人口流动的空间特征,然后采用就业人口流动强度识别不同产业类型对就业人口流动强度影响的差异,最后通过标准差椭圆识别不同产业类型对就业人口流动方向及范围影响的差异。研究表明:武汉市近郊区整体呈现就业人口向近郊区各就业中心流动的趋势,但各就业中心间就业人口活跃度差异较为显著。光芯屏端网、生物医药及信息技术产业是武汉市近郊区就业人口流动强度最大的产业,吸引范围主要涵盖高等院校密集的地区;汽车制造和服务业就业人口流动强度较大,但其吸引范围相对较小;航运物流与航空物流产业发展迅捷,其就业人口流动强度正逐步增强,受地理区位制约,其就业吸引范围最广;建筑业、装备制造业、智能制造业就业人口流动强度则呈现逐年减弱的趋势,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人口净流出的现象,其就业吸引范围也较小。

摘要：中国城市的快速发展加速了城市内部人口的居住迁移,精细测度居民迁居行为及其空间分异特征,对于从人的行为视角来分析城市居住空间结构演进过程具有现实意义。本文以武汉都市发展区为例,基于手机信令大数据,提出净活跃度指标和总活跃度指标来量化描述迁居活跃度,并依据两个指标的分类及组合,将居民居住地划分为高迁入型活跃区、平稳型活跃区、高迁出型活跃区、高迁入型非活跃区、平稳型非活跃区与高迁出型非活跃区六种空间类型,进而探讨居民迁居的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1)武汉都市发展区内部人口迁移总体呈现出从主城区向近郊区逐步迁移的趋势,且主城区人口总活跃度相较更高。(2)主城区以高迁出型活跃区和高迁入型活跃区为主,近郊区则以平稳型非活跃区为主。(3)不同空间类型内的居住类型存在差异:高迁入型活跃区内以新建小区、高校住区、学区房、城中村为主;平稳型活跃区以农村居住地、园区周边住宅为主;高迁出型活跃区以老旧小区、园区周边住宅、城中村、农村居住地为主;非活跃区则以农村居住地为主。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时序手机信令大数据的居民迁居活跃度评价指标体系,并以实证研究证明其对于居民迁居地空间类型划分的有效性,研究结果可为相关规划决策部门掌控城市内部的人口迁移特征提供数据支撑、为城市不同区域针对性的进行公共资源配置提供参考依据。

摘要：以武汉都市发展区为例,采用手机信令时序数据挖掘与解析居民迁居行为,结合服务设施POI(兴趣点)数据,综合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地理加权回归方法,分析商业服务设施(餐饮、生活性服务、购物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医疗和教育设施)对居民迁居的影响。结果表明:①不同服务设施对居民迁居的影响程度不同,且服务设施在中心城区和近郊区的影响作用呈现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②商业服务设施中,餐饮对居民迁居影响最大,其次为生活性服务和购物设施;近郊区商业服务设施对居民迁居的影响力大于中心城区,且各郊区新城之间的影响也存在差异。③公共服务设施中,医疗设施相较于教育设施对居民迁居的影响更大;且中心城区公共服务设施对居民迁居的影响力高于近郊区。

摘要：城市近郊区轨道交通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受区域功能分化的影响,不同站点周边服务设施配套与职住人口增长情况存在差异,科学分析二者的匹配关系有助于提升近郊区轨道交通建设的开发效益和对人口的吸引力。文章以武汉市近郊区109个轨道交通站点为例,首先基于POI和手机信令数据构建站点分类指标体系;然后运用聚类法对所选站点进行分类,并分析不同类型站点的关系特征与空间分布情况;最后结合分类结果建立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站域内服务设施对不同类型站点的影响。研究发现:①根据服务设施配套与职住人口增长的特征,可将武汉市近郊区站点划分为高配套高密度居住高增长、中配套中密度就业中增长、低配套低密度职住低增长、低配套低密度就业低增长、低配套低密度职住低减少、低配套中密度职住高减少6种关系类型,其中低配套低密度职住低增长型为主导类型。②大部分站点周边服务设施与人口增长为正向关系,站域内完善的服务设施、适当的职住密度能够促进人口的快速增长。轨道交通的发展提高了通勤可达性,靠近市中心的大部分站点周边人口处于增长态势而郊区外围站点周边人口则处于流失状态。③商务设施密度对就业型站点有正向影响而文化设施密度对就业型站点有负向影响,医疗设施密度对职住减少型站点有负向影响。基于此,文章从人本视角对武汉市近郊区轨道交通站点的服务设施差异化配置提出策略。

摘要：借助数理统计、最邻近指数、核密度分析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分析浙江省国家森林乡村、中国传统村落和国家乡村旅游重点村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而提出村落优势发掘、多元化发展道路。结果表明,国家森林乡村和中国传统村落集中在浙中浙南,国家乡村旅游重点村在浙北浙东区域;相较文化景观,浙江省国家乡村旅游重点村以自然风光为主,村落的生态优势更容易转化为旅游发展优势。国家森林乡村和中国传统村落在分布上均呈集聚特征,且分别为集聚轴向延伸和小范围点状集聚的空间格局;村落空间分布驱动因素及影响力不同,国家乡村旅游重点村的分布与经济因素相关性最强,自然因素与国家森林乡村分布影响相较更显著,各因素对中国传统村落分布均具有较强解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