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韩集《送陈秀才彤序》篇“何信之有”句原作“何不信之有”，南宋人谢克家始以丹笔圈删“不”字，没有引起大的响应，后经朱熹《昌黎先生集考异》鼓吹，遂成定论，相沿至今。那么，这一结论是否正确呢?我将参照章培恒师多次指导的意见就这个问题谈一点看法。先将全文引在下面：

摘要：徐渭散文的古奥语体与尖锐情感、网式结构与真实情感、短截体制与深邃情感之间存在着剧烈的张力运动,这一运动形成了其散文特别是前期散文的郁勃风格。以此而论,徐渭散文所可看重者,不独在于后期一直为人们所推崇的小品文,其前期富有张力的散文同样也具有重要价值。

摘要：徐渭画多为出于“答饷”实际目的而“醉抹狂涂”的即兴之作,“答饷”的尴尬不断提醒并加强了他对自身生存困境与个人身份过于强烈的悲情体认,因而其画中之寄托具有带性负气的“山野之气”。“醉狂”的临画状态又催动了这种狂躁意气的尽情发挥并赋予了它醉墨淋漓的写意形式。

摘要：以取消文学本体性为本质特征的载道观经宋人提出以后,成为明清时期的主流文学观念,构成了明清文学选本生成与传播的基本语境。在这一基本语境中,一些文学选本仍然坚守文学本位,公开或隐蔽地对载道观念作出了有力的反拨,表现出与认同类文学选本迥然不同的另类特征。但是,与那些折中载道观的文学选本相比,反拨类文学选本往往在经历了一时的热捧之后很快淡出历史舞台,为主流意识形态所鄙弃。

摘要：北宋熙、丰之际,中国文学选本生成与接受的基本语境从文学语境切换到道学语境。在这一语境中,《文选》的文学标准受到了空前的否定,《文选》第一次成为嘲风弄月的代名词。宋人对《文选》文学标准的发难在宋代和宋代以后产生了三个方面的负面影响:《文选》的盛行趋势发生了逆转;对《文选》的苛评进一步升级和泛化;以道学标准增删《文选》文本成为一种风气。

摘要：科举背景下的明清教育颠覆了唐宋教育重视文学的传统,转而对文学采取排斥的态度。明清教育实践中理学内容对文学内容的置换在根本上弱化了文学的基础,给明清文学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其最明显的表征就是雅文学的衰落。

摘要：北宋熙丰之际,宋人依据道学标准对《文选》的文学标准提出了否定,此后《文选》的流行曾长期处于低靡状态。明代文学复古运动以鲜明的非载道指向重新确立了《文选》的样板地位,从而在道学语境笼罩下为《文选》的流行开辟了文学语境的有限空间。《文选》的盛行与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相始终。明末清初,《文选》赖以流行的文学语境急剧收缩,《文选》在文学教育中的样板地位最终为《唐宋八大家文钞》及其衍生本所替代。

摘要：在公安派形成之初和鼎盛之时,公安派作家不知道徐渭为何人,也没有读过徐渭的诗文,因而徐渭对公安派的形成和盛张其实没有产生任何影响;袁宏道识出徐渭时,公安派的创作高峰已过,在此之后,其以"性灵说"为核心的主流文学观念不但没有进步,反而丧失了大部分进步的内容,倒退到传统的文学立场上来;如果说徐渭影响了公安派,这个影响也不是促进了公安派的形成,而是以另一种相异的风格启发了公安派对其自身局限的反思。由此看来,清代以来相沿已久的所谓徐渭"下启公安派之先"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倒不如说徐渭"下启公安派之变"更为恰当。

摘要：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钞》之后,又相继出现了二十余种新的非茅选的八大家选本。崇祯元年以后,这些选本就成为八大家选本的主力,持久而活跃地在文学教育,特别是家塾文学教育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明代六种非茅选的八大家选本全部出自崇祯时期,清人自选的十四种八大家选本中有十三种出自康乾时期。由此可以认为,崇祯时期和康乾时期是八大家选本衍生与流行的两个活跃期。

摘要：由于徐渭个性表现与人生追求的矛盾有一个从激化到解决的过程,其创作实践与“真我”理论从前期的偏离走向了后期的合一。与此相应,其传记体散文由前期以表现传主的舛错命运为主题转变到后期以表现传主的真率个性为主题,主题风貌由压抑向真率演变。徐渭创作实践与真我理论的离合过程与明代文学由中明向晚明嬗变的轨迹是一致的,这一离合所包含的两重性特征诠释了徐渭在明代文学史上弃故标新的先驱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