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建构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已经成为当前中国改革的核心任务。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纪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纪念全国政协成立65周年大会以及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这四次会议,为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顶层设计提供了基本框架: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目标体系、现代化的立法体系、现代化的协商民主体系、现代化的法治体系。从客观描述而非价值评价的角度看,有效达到四个预期目标,中国的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建构任务就可望完成。对一个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而言,这四个方面缺一不可;比较起来,民主制度与依法治国构成最重要的两个支点。

摘要：熊十力一系儒家将内圣外王视为儒家核心命题,并且将"老内圣"开出"新外王"看做现代儒学的基本使命。在牟宗三那里,这一命题在开出上的理论突破体现为良知的自我坎陷。这些阐释是富有创意的,但宗旨不离内圣外王的直接贯通。这是儒学无法完成的现代使命。从理论论证上看,良知的自我坎陷引发的歧义,证明其理论认受性程度不高。从政治实践上看,内圣与外王的分流而为已经成为现代政治的定势。从既成经验上看,基督宗教与世俗政治各归其位,不仅没有改变各自的基本属性,而且让神圣事务与世俗事务得到更好的处置。"内圣的归内圣,外王的归外王",应当是儒学完成道德与政治分流运行之现代蜕变的突破性标志。

摘要：儒家在心同的基础上强调理同:心同表述的是儒家的道德形上学,理同论述的是儒家的社会政治哲学。心同为理同奠基,理同为心同敷用。在善性良心的心同基础上,基于天理人心的社会规则体系推演而出:天理在规范人欲的前提条件下,提供了高位的政治统治理念;伦理在五伦的伦理基点上催生出三纲(五常)的道德规则,以此为社会供给秩序;在礼制基础上对法的借重,凸显了礼治与法治并用的制度理念,为国家-社会供给了基本治理模式;而在“百姓日用常理”方面,强调利济苍生的民本民生目的性,从而连接起权力与民生,为民生政治打开了闸门。建立在“心同此理”底层逻辑上的儒家德化社会政治模式,是中国古代政治的基本模式。在无以解决权力来源的政治处境中,儒家走出了一条追问权力运用的道德化道路。在古代,它值得期许;在现代,它面临转型。

摘要：现代国家既然被设计成一只难以驯服的巨兽,国家之具有控驭其成员的巨大能量,那么,试图让国家权力服务于成员需要,就必须全力控制国家。控制国家的路径,除开在国家建构的初始阶段立定立宪民主政体的机制这一基本路径之外,国家建构起来以后,足以动态控制国家的三大路径分别为打破丧失国家公共性既定机制的革命,具有维护国家既定机制但进行政策性调适的改良,以及对国家结构进行调整的改革。只有结合国家建构初始阶段的健全设计与控制国家的维护性改变,国家才不至于倾覆。由此,抑制国家权力的傲慢,保持国家权力的谦恭,进而促使国家呈现一个受控的健全静态机制。

摘要：近代以来人们习惯于以价值先设的立场审视韩非与法家,因此在民主价值的映照下,韩非被视为专制的设计者与辩护师。作为民主政治的对立面,韩非因之遭到否定。这是一种需要矫正的思路。在韩非时代,挣脱血缘关系的社会结构变化,催生了政治的独立价值,这是一种站在今人的民主价值立场上无法理解的政治史事实。以规范与操作替代价值与事实的关联分析框架,可更好理解韩非的操作政治思想:他的政治敏锐感超迈同时代思想家,让操作化政治在理论上得以完型。但因为韩非未能同时将操作化政治所必需的规范论证凸显出来,故存在弱化规范以凸显操作的限度。而这正是在古典社会中儒家与法家互补的理由,也是在现代处境中,法家政治思想再阐释需要补足的理论缺失。

摘要：作为民族国家,中国建构国族与国家是一个过程的两个结构面。在国族建构中,历史文化传统的因素发挥了需加重视的作用。"推己及人",既促成了国族建构的思维模式,也塑就了国族建构的情感进路。在中华民族建构中发挥支配性影响的"五十六个民族是一家"的格式化陈述,便是一个明证。其间对血缘亲情与人际亲近关系的打通,对社会认同与国家建构的直接同构,呈现出中国的国族建构特征。从古至今,中国的社会政治建构基本沿循这一条情感进路。无疑,这是一条在相当程度上可以促进国族认同的进路。但这一进路也遮蔽了情感逻辑之外的理性设计所当发挥的重要作用。在建构现代国族时,情感与理性、社会与政治是不可偏废的两类动力。

摘要：从晚清到当代,中国一直处于国家建构的进程之中。在各种不同价值取向和制度设计的国家建构方案中,孙中山的国家建构方案最值得人们重视。因为,孙中山不仅在中国建构现代国家的过程中,紧紧抓住了建国实践和建国理论两个重要支点,而且在建国实践的进程安排上,刻画出了共和建国的结构状态图和渐进路线图。华人地区真正具有现代性保障的政治体建构,正是循孙中山的建国思想以及建国进路而成就的政治业绩。对于今天处于建构现代国家关键时刻的中国大陆来讲,重归孙中山的建国思路,遵循其建国路线而积极作为,可能是中国大陆建构起现代宪政民主政体国家的一条可行路径。

摘要：儒家的理想政治形态是王道政治。王道政治一般被理解为仁政德治。这是一种治道意义上的王道政治。王道政治具有政道含义:它由天道提供正当性来源、由王道保证合法性基础、由王权供给实体化建构,从而将现实政治权力置于严格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审查之下。王道政治是一体三维的立体化政治理论,不是一种平面化的治道设计。王道政治的道德资源丰厚。霸道政治是儒家所轻视的政治形态,但霸道政治的政治建构能力似乎高于王道政治。在王道政治与霸道政治之间,不同文明形态相互之间的矫正功能得以浮现,王道政治应当为人们所重视。

摘要：现代政治文明与古典政治文明的根本差异 ,就是从什么样的政治规则出发进行政治活动。古典政治文明从“横暴权力”强加的“恶法”出发 ,设计国家统治的基本制度 ,现代政治文明从“同意权力”出发 ,借助宪政民主的理念 ,设计国家的基本制度。现代政治文明可以概括为从制定良法→借重良制→达到良序状态的文明形态。

摘要：政府的角色定位关系到公共利益的实现和保障。围绕这个定位,需要回答以下三个问题:如何认识政府与公共利益间的关系,两者所体现的行为方式有何差异以及两者的社会结构应是怎样的。相应地,以公共行政学对政府与公共利益之间关系的三种解释范式为理论依据,本文结合中国的现实状况提出理解两者间关系的三种互补举措:以宪政民主为制度平台、政府扮演"中间人"角色及对公共行政技术规则的有效设计,进而得出政府是代表而不是代替公共利益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