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牵风记》是徐怀中晚期大胆放开手脚、超出既往生命认知的登顶之作,“历经沧桑风风雨雨,跨越世纪门槛,一路蹚过来了。我不再瞻前顾后,最后关头,必须完全放开手脚作最后一击”①。也是他溢出小说常规回到艺术规律自身的为己之作,“如我这样老朽一辈,则是要彻底摆脱头脑中有形无形的思想禁锢与自我局限,回到小说创作固有的自身规律上来”②。

摘要：小说是作家以自我经验为基础的特殊言说,这种言说不可避免地受制于言说对象与言说语境,中国当代小说对民国时代的叙述也不例外。由于民国时代自身的多面性与含混性,由于中国当代作家所生活的历史文化空间的不断变易,以民国时期的社会风貌和生活状态为主体内容的小说,随着讲述时代的不同而呈现出各自独有的面貌,从而使艺术世界中的民国时代成为一张不断被重新涂写的羊皮纸。

摘要：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分析 ,中国现代文坛接受《苦闷的象征》的原因为 :《苦闷的象征》与中国文化精神的内在契合是被接受的基础 ,其现代精神是能被接受的必要条件 ;而改造国民性、张扬个性的时代使命和文学理论建设的需要 ,为其提供了外在机运。这种接受是历史的必然 ,其实质是在外来因素激发下 。

摘要：世纪之交的民国叙事抛却展现社会风貌和历史图式的固定层次,而专注于展示与传递个体的存在状态:人是被历史拨弄的无能为力的对象。这样作家就把历史感作为一种纯粹的修辞手段,纳入自己的整个艺术框架,从而使民国时代在小说中的出现变成了一个美学上的问题。但这种转变也使民国时代的社会形态和精神特质从文本中悄然隐退。

摘要：十七年小说创作在情节的安排、结构的设计、形象的塑造及叙述方式的选择上都存在着一种“革命主题整合感性生活”的倾向,这种倾向一方面使其完成了特定的意识形态使命,另一方面也限制了其话语含蕴的丰富性。

摘要：真挚内敛的情感、含蓄深远的意境与严谨而疏放的结构共同构成了琦君怀旧散文的中国风味,尤其在结构上,她运用对照互见的手法,选择显性实线与隐性虚线的双重叙述线索,使不同时空的见闻、感受、认知既交错对比又互相补足,将儿童视角下的情感记忆与成人视角下的理性认知融为有机整体,达到了主旨集中鲜明、文势开合有度的艺术境界。探讨琦君怀旧散文的结构方式,有助于挖掘其内在的中华民族诗化审美传统,进一步疏通台湾地区当代文学的民族文化血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