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加坡的城市商业中心规划布局体系是在环状城市和新镇建设两个基本城市空间模式指引下塑造而成的,其中:最高级的城市中心区规模不断扩张,已成为聚合多元功能的中央活动区;3个区域中心有效地实施了分散商业中心战略,增强了城市人口郊区迁居的吸引力;次区域中心成为城市中心区外向区域中心过渡地区的服务节点;边缘中心与城市中心区紧密衔接,承担着分解CBD商务办公需求的职能;新镇内分新镇中心、小区中心、邻里中心3个层次,按标准配置社区商业。新加坡丰富的商业中心等级层次更能适应服务需求的平缓过渡,分散设置商业中心与城市中心区规模扩张并举实现了生活性商业设施和高层次商业设施的合理布局,而在单个商业中心的规划布局中又充分利用各种手段汇聚商业人流,并为之不可确定发展预设弹性空间,这些有益经验都可以运用到我国城市的商业中心规划布局中。

摘要：新加坡的城市商业中心层次丰富、过渡平缓,按照分散均衡的模式组织布局,同时不断拓展和丰富城市商业核心的规模与功能,并且擅于充分利用各种有利因素汇聚商业人口。昆明市城市商业中心的规划布局借鉴了这些有益经验,在昆明市中心城区内构建三层六级的商业中心体系,指导了片区级商业中心的多因素选址布局。

摘要：制度供给成为影响珠江三角洲与长江三角洲区域发展的重要因素。对两地的区域发展进行空间制度供给的主体与方式有两个，一是国家主导的政策供给，另一是地方政府中间扩散的制度供给。在国家主导的空间制度供给层面始终维持着同样的供给逻辑，即：当中国需要探索世界或进行局部试验时，往往会选择广东沿海地区进行先行的制度创新；而当需要面向全国或者是带动国内的发展时，往往首先会将探索成功的制度运用于以上海为首的长江三角洲地区。这种区域发展的空间制度供给逻辑的恒定性使国家层面的制度变迁表现出一定的路径依赖性。以国家的政策供给为逻辑起点，两地地方政府空间制度的供给深受各地资本结构及其市场导向所需的空间准入要求的影响，因而表现出较强的制度供给路径锁定。顺应国家层面制度供给的路径依赖，珠江三角洲地区地方政府的空间制度供给应当朝着与港、澳开展制度性整合的方向前进，建立大珠江三角洲自由贸易区更像是符合两岸三地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的空间制度安排；而针对地方政府空间制度供给的路径锁定，则需要国家在开启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许可空间时，制定一定的准则与门槛，规避路径锁定带来的空间发展绩效低下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