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创新生态系统是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创新主体、创新资源与创新环境的互补与协同。本文基于创新生态系统理论视角,剖析香港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生态系统构成特征与问题,发现香港地区创新生态系统区域特征突出、创新主体协同不足、创新资源优劣不齐、创新环节衔接不畅,需与深圳乃至整个大湾区进行互补与协同,推进数据、样本、设备、资金和人才“过河”,立足创新生态链的中游“转移转化”与下游“商业化”,完善创新生态系统、改善科技创新制度设计、搭建政产学研桥梁、营造科技创新良好氛围、完善引才用才机制、引进高新技术企业,协同湾区城市共同推进香港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摘要：网络协商民主依托信息技术如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的革新,在实践性、信任感和民主供给层面深刻改变协商民主的运行机制。信息技术在网络协商民主的运行中仍然存在其限度,信息技术的异化风险加深网络协商民主的应用难度,数字不平等造成网络协商民主的现实障碍。将信息技术更好地嵌入网络协商民主需要多措并举,应该增强数据算法的公共性,促进网络协商民主在公共领域的决策;赋予信息技术更多的社会价值,实现信息技术与政治社会的融合;将信息技术的顶层设计与协商监督相结合,发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优势。

摘要：追溯西方政治合法性理论的源头要从其理论基点——"统治与服从"的关系入手,而对此关系的探究从古希腊罗马时期就已经发端。当时的思想家尤其强调"正义"和"善"在统治合法性中的基础意义,这主要体现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的思想中。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追求的理想治国模式是哲学王成为统治者,在《政治家》中认为具有统治艺术的统治者优于法律之治,在《法律篇》中则提出法治优于人治。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所应追求的是"最高且最广善业",统治者"是否照顾公共利益"是评判政体的根本标准,"法治优于一人之治"。西塞罗认为"公民权利"并不是公民能从国家索取什么,而是公民对于国家的义务和奉献,国家是基于公民同意而形成的集合体,自然法是政治合法性的源泉,也是一切权利和义务的源泉。

摘要：利普塞特着重从政治社会学视角阐释了现代民主政体的政治合法性论题。他认为,合法性与有效性紧密相连、相互影响,政府治理的持续有效性对于提升政治系统的合法性具有重要作用;合法性危机是社会变革的转折点,它产生于旧的社会结构向新的社会结构过渡的时期,必须深入时代变革的现实中寻求危机的根源并加以化解;可通过培育政治认同、包容多种政体类型、提高政府行政效能等路径提升政治合法性。利普塞特力图基于价值中立的学术立场审视政治合法性论题和政治制度设计,但最终还是不可避免地表现出价值偏好,即美国中心主义。

摘要：政治合法性的基本构成要素有:法律规范、意识形态、治理绩效和认同机制。法律规范既是建构合法性的对象和内容,又是评价合法性的标准和依据。意识形态能为合法性提供道义诠释和正当说明,将政治权力转换成权威和影响力,实现社会共同政治理想与价值信念的重建,但意识形态对合法性的支撑受经济基础的制约,意识形态"祛魅"的进程也在加速。治理绩效是统治集团获取民众认同和支持的重要手段,持久的治理绩效可以巩固和提升政治合法性,但治理绩效不能取代其他因素,更不能等同于政治合法性。认同机制是统治集团与民众之间进行政治沟通和政治对话的一种制度设计,政治合法性的切实巩固和有效提升,有赖于认同机制的逐步完善和有效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