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以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税率结构为目标,重点设计了分类所得税税率表和综合所得税率表,并有侧重地研究了费用扣除和税率权衡这两个问题。这一思路旨在对接现阶段个人所得税改革的基本要求,并且体现综合税率设计与分类税率的整体有效。依照渐进式改革方案的主要思路,本文为我国将来个人所得税的整体推进,提供构建税率设计的参考。

摘要：中国式土地制度具有很强的转轨特征,体现出城乡分治的二元土地结构。土地使用权出让得来的土地出让金为地方政府提供了大量的可支配财力,诱导了土地财政的形成。土地财政的发展演化又牵扯到城镇化资金来源、住房政策改革、地方公共投资建设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等一系列问题。城市土地资源减少与房地产调控都令土地财政面临不可持续的严峻现实。要扭转这一局面,首先要立足于土地制度改革,弥合城乡土地不平等地位,构建有利于新型城镇化与住房保障的制度设计;其次要解决地方政府财权与事责不匹配的问题,培育稳定而可靠的地方财政收入来源,有序推进土地相关税费改革;最后要着眼于顶层设计,全面协调中央与地方、城市与农村、土地与财政等环环相扣的各种关系。

摘要：结构性改革下中国政府收入体系和财政收入政策面临大幅度调整的压力。如何有效衔接供给侧改革的减税诉求与经济转型的稳增长、调结构目标,成为检验未来财政收入政策成功与否的关键。当前财政收入政策调整主要包括四个环节:推动大国经济持续增长与兼顾宏观调控,维持财政收入稳定与政策延续性,同步实现创新转型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施企业与个人微观层面的有效减税政策。基于主流经济理论和对最新数据的分析与判断,本文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的财政收入政策加以设计:致力于大国政府收入体系的形成与优化,完善稳定财政收入和助力供给侧改革的方式方法,构建有利于创新转型的现代政府收入模式,准确把握减税的外部条件、进度与力度,协调财政收入政策与财政支出需求和财政体制改革的关系。

摘要：作为推进结构性改革和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支撑手段,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受到各方高度关注。这是一项既涵盖顶层设计,又包括基层方案的全面行动计划。现阶段,我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普遍存在形象工程大于实际意义、社会组织薄弱、购买行动各自为政和财政支出提升社会福利不明显等问题。国际经验显示,上述情况大多源自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动因不明确、市场环境不完备、体制机制建设滞后和提升社会总福利水平战略不清晰。为此,立足"十三五规划"总体部署,应采取如下措施:选准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领域;培育社会组织应兼顾供给和需求两个层面;将事权划分作为购买公共服务的基础;实现社会福利总水平与财政资金绩效双提升。

摘要：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不能忽视一些前置条件变化所带来的挑战。目前,复杂经济环境下减税降费传导机制不明和持续减税降费使政策效力存在不确定性,是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的理论困境。现实中,减税降费面临着宏观、中观、微观及制度和管理层面的挑战。为了能够更好地释放减税降费的政策效果,应将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纳入稳定经济的宏观调控政策中,兼顾供给与需求两端,针对企业和个人设计不同的侧重点,并将其作为现代财政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

摘要：促进社会公平是税制改革有待关注的全新领域。与直接消除不平等的其他制度设计相比,税收制度能够在公平税负和调节收入分配等领域发挥应有作用。促进社会公平的税制转型需要兼顾公平与效率,更需要相关政策工具协调配合。准确定位中国税制转型与社会公平的阶段特征,借鉴并创新发展税收促进社会公平的实践经验,有助于政策目标的达成。

摘要：迈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中国，面临全面转型升级的机遇与挑战。不断探索政府与市场的合作机制，是中国发展历程中一项艰巨而重要的任务。2014年之后的中国PPP模式，不同于以往的各国实践，已然体现出大国转型的具体特征。研究发现，日益上升的高品质公共产品需求和各级政府支出压力，推动了PPP项目的快速成长。即使存在地方政府债务压力、合同管理不周全、法律体系部分缺失和各级政府管制过严等现实困难，PPP项目数量和合同金额依然大幅超过过去数年。研究认为，未来的制度设计和政策部署，需要立足于发挥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坚守合营过程中的政府与企业平等市场地位：提升预算拨付与PPP项目执行的匹配性；消除地方政府利用PPP融资化解存量债务的动机；弥补合同管理和法律体系中的不完备；破除阻碍PPP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

摘要：保就业首次成为宏观经济政策的第一任务。为了实现2020年城镇新增就业900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6%左右、城镇登记失业率5.5%左右的既定目标,财税政策需要依据当前保就业的基本背景,确立行之有效的政策定位并构建传导机制。研究发现,经济增长与就业增加有一致性关联。因此,保增长设计的规模性政策部署十分必要。保就业应善于利用财税政策维系产业链运转。作为解决再就业的主力军,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应重点受到政策帮扶,精准实施的降成本、减税费都是可行举措。财税政策在实施规模扩张和兑现政策目标时,还要关注财政空间约束,防范化解财政风险。

摘要：如何将创业创新作为驱动结构性改革的关键力量?财政政策具备的"稳定器"和"激发器"功能,大有施展空间。眼下,结构性改革开始面临人口红利消失和结构性失业、支持企业创新与拒绝僵尸企业、财政收入下滑、支出刚性增长和政府债务处置等诸多因素影响。财政政策直指化解结构性改革中的就业失业问题、减缓经济减速、实现动能转换、体现现代财政制度下的财政政策支撑力等多项宏观调控目标。考虑到财政政策还存在惠及个人的制度设计不足、惠及企业的政策精准度不高和财政体制影响政策落地等情况,本研究认为:财政政策应着眼于保障和激励两端发力,有针对性的减轻企业税费负担,激发地方支持创业创新的积极性。

摘要：税率合适与否关系到营改增政策的实际效果。营改增最优税率不应忽视科学数据分析与科学测算的结果,更不应偏离稳定宏观税负的总战略。研究设计一个营改增前后营业税、增值税和税收总收入增速的比较方法,分析测算了营改增的减税效应、对税收收入增速影响及增速之间的波动弹性。研究认为,营改增过后的增值税税率应做适当"微调":首先,缩减税率结构差异,简化目前四级税率设置,便于征管;其次,适当降低最高税率(17%)标准,平衡工业企业与其他行业税负;最后,研究并调整增值税中央与地方分成比例,确保地方财政不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