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一个前沿的交叉学科研究领域,社会地理计算彰显出巨大的发展前景。然而由于过度关注方法和技术本身,缺乏对“是什么”和“为什么”等底层理论问题的探讨,社会地理计算的发展面临着泡沫化、碎片化和无根化的突出困境,引发了学术界对其理论“合法性”的质疑。针对这些学术挑战,本文首先在学术史回溯中寻绎社会地理计算的理论逻辑。通过考察社会学、地理学以及地理信息科学源流演化与互动融合的发展脉络,揭示出社会地理计算的逻辑理据根源于“空间转向”与“计算主义”两大标志性学术事件的碰撞;其次,以“游牧空间”反谱系学的思维模式划分了社会地理计算的概念域,进而从横向分化与融接、纵向交叉与拼装两条路径阐释其“根茎”结构;再次,立足于范式的基本准则和框架,通过系统性“理论演绎与归纳”的方式,在认知论层面界定了社会地理计算的概念范畴与核心特征、在本体论层面确立了社会系统中的何物存在、在方法论层面提出了“理论与算法双重驱动”的分析方法及具体的研究路径;最后,将社会地理计算放置于后疫情时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考验的现实语境下,廓清了社会地理计算所肩负的使命担当,以期为当代地理学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应用提供参考。

摘要：基于互联网地图服务测算人才住房、经济适用房、公共租赁房在步行、公共交通和驾车3种出行方式下到达不同等级医院的通勤时间,通过引入高斯距离衰减函数、设立多级搜索半径、考虑供给和需求方竞争效应并利用实时交通大数据改进两步移动搜索法,对深圳市公共住房居民就医可达性进行多维度评价。研究发现:1)紧急就医情境下15%公共住房点驾车30 min内不可抵达三甲医院,普通就医情境下仅10%公共住房点实现15 min就医目标;2)可达性由老经济特区向非经济特区逐渐衰减;3)人才住房可达性最优,其次是经济适用房,最后是公共租赁房;4)公共交通和步行相比于驾车模式下的可达性空间分异更显著。

摘要：教材作为学科知识体系的载体,在创新人才培养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随着数智时代的到来,地理信息科学的范式变革引发了学术共同体对社会地理计算这一新兴领域的广泛关注,并催生了《社会地理计算》教材建设的愿景。针对当前《社会地理计算》教材建设存在的挑战,本文提出了《社会地理计算》教材建设的理念和策略;进而以教学团队编写的《社会地理计算》为例,系统总结了教材建设的实践经验,以期为地理信息科学专业打造能够根植本土、融通中外、与时俱进的课程教材提供参考。

摘要：乡村的生态、文化、康养、社会关系等特色构成了新时期乡村发展的认知基础。回归乡村价值,挖掘乡村多元价值亦是指导乡村转型实践的重点。然而基于本地化语境,探索如何通过多主体参与创造多元价值研究尚不多见,本文通过案例研究,将乡村赋和转型实践纳入分析框架,提出了“多方参与促进多元价值”的研究论断,发现了“乡约”作为香港乡村传统基层自治单元能促进多主体参与。本文研究结论为探索乡村地区如何通过多元价值引领实现乡村空间活化与转型提供借鉴。

摘要：选取新加坡和深圳的3个城中村作为实证研究对象,从文化身份的理论视角切入,剖析移民城市的城中村更新的文化塑造过程;指出要理解文化身份的内涵与本质,需要理解地方蕴含的全球性与在地性、过去与现在这两组关系。在解读宏观文化政策的内在政治和经济推动力的基础上,基于参与式观察和半结构化访谈资料,运用质性分析方法,比较探讨典型移民城市城中村的更新模式、政策机制及社会影响。结果发现,2座城市在对待文化身份尤其是移民文化的态度不同,产生了不同的更新效果。新加坡案例以实际生活在此的移民群体的生活方式为出发点塑造地方特色,并提供公屋政策支持,因而能够在发展展示经济的同时保有社区的延续性。深圳案例则是人为选择和指定某个历史时期的建筑风格作为特色加以强调,发展文化旅游经济,这种方式塑造的文化身份与原有社区和住民的关系不大,最终导致地区的高档化,使得大部分移民群体被驱逐、社会关系网络断裂。研究认为,文化身份的选定本质上是对文化资本的使用,代表的是城中村更新主导方的价值取向。而身份认同在文化语境中的话语权,代表了群体对城市空间的社会权利。因此,文化导向的城中村更新应从当地社区居民的角度出发,关注其长期积淀的社会关系和特定人群需求,而非物质空间的表面意向,才能实现更为公正、包容且可持续的城市复兴。

摘要：政治生态学是西方人文政治地理研究人与自然/环境互动的辩证关系的核心领域。城市政治生态学作为政治生态学的衍生分支同样经历了二十年快速的发展,这一领域尚未获得中国人文地理学界的系统关注。本文对西方文献中城市政治生态学的理论发展、研究议题以及近期前沿的学术争论和理论拓展进行了系统梳理与探讨。政治生态学分析方法批判和克服了技术专家治国论、新马尔萨斯主义、增长的极限等非政治视角的环境生态解释。理论溯源于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地理学的城市政治生态学,继承了政治生态学的政治视角,但同时对政治生态学和城市研究两个领域中的自然/社会的二元对立提出了批判,以社会-生态混合体为理论出发点,打破并超越了城市-自然的对立和二元划分,通过研究自然的生产、循环与新陈代谢,将城市概念化为动态变化的社会-生态混合体,并揭露了城市环境的生产和社会-生态演化过程本质上是一个政治过程,突出强调了社会-生态混合体演化变迁过程的政治经济学、政治过程、权力关系的分析对于理解不平等的城市环境的核心作用。近5年来,城市政治生态学研究在后结构主义理论启发下扩展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城市政治生态学,拓展了理论溯源,丰富了对城市环境和生态的解释,并产生了一系列围绕方法论上的城市主义、星球城市化、多地点方法论等的前沿学术批判与争论。

摘要：借助对城市企业主义的简明定义,即以"企业化表述"和"企业化方式"来实施"企业化战略",通过考察中部小城河南省济源市20年来的发展历程,发现其城市企业主义经历了由萌芽到深化的"全球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分析表明:在中国,城市企业主义是多重尺度共同作用的产物;市场化和全球化构成相互交织的推动力量;城市体系中的位置直接影响城市企业主义的战略与行动内容。

摘要：乡村绅士化是指移民从城市迁入乡村地区,通过对一定的经济资本的利用,来达到对乡村的自然环境与独特的生活方式及文化氛围的体验与消费的过程。乡村绅士化过程造成了乡村地区人口结构的重构以及物质景观的变迁。本文选取广州小洲村作为研究案例,对乡村绅士化的时空特征及其演变过程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发现,小洲村乡村绅士化过程分为艺术先锋绅士化及学生化两个阶段。由于空间需求、付租能力、群体数量等方面的差异,两类绅士化过程对当地的物质环境、文化、社会、经济等方面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但两者的发展紧密相连,在时间和空间上经历了延续、重叠、更替等阶段。乡村绅士化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乡村社区经济发展的困境,也没有造成对本地居民的置换。但是随着社区住房成本的上涨,先期迁入的艺术家群体正在被付租能力更强的学生群体逐渐替换。值得注意的是,本地村民通过积极的寻租行为成为乡村绅士化的重要推动者,而非被置换者。研究发现,乡村绅士化现象的中西方差异主要体现在4个方面:经济和物质层面的影响、与城市化的关系、人口置换的后果、绅士化的推动者。这些差异主要与乡村绅士化发展的社会经济背景、机制和特殊的土地政策等密切相关。这一研究对于探讨转型期中国乡村绅士化现象的特征与机制以及乡村社区发展的模式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摘要：基于CPTED(crime prevention through environmental design)和社会失序(social disorganization)理论,本文利用2012年在广州进行的入户调查数据,从内部环境角度对广州门禁小区入室盗窃受害情况进行研究。通过描述性分析和回归分析,本文发现小区的社会环境和建成环境都对小区入室盗窃受害情况都有影响,小区正式控制机制、小区开放度和功能混合度对小区入室盗窃受害率有非常显著的影响,小区环境形象和流动性对小区入室盗窃受害率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并不显著。通过实证分析我们认为CPTED和社会失序理论的监视性、小区组织结构、出入控制等概念对门禁小区入室盗窃受害情况有非常强的解释力;由于门禁小区的特殊性,以及中国经济社会文化背景差异,流动性、领属感、异质性等思想未体现出与理论假设一致的结论。

摘要：通过比较广州和香港的业主组织在制度设计和治理结构上的异同,我们发现两地业主组织制度化程度的不同是导致其治理绩效出现差异的关键因素之一。香港的业主组织呈现出高度的程序化和规范化特征,然而广州业主组织仍旧面临着运作规范缺位、身份认同模糊和激励机制缺失等问题。香港的实践经验为广州,乃至中国其他城市提供了社区治理的一种可行模式,即较大程度地将社区管理职能交回给私有业主们,通过建立一系列法规制度、行为规范和社会认同,为社区自治搭建相对稳定的制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