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两方面构建传统村落文化价值评价指标体系,以焦作市为研究区域,通过实地踏勘、问卷调查和半结构化访谈获取数据,运用组合赋权法及模糊综合评价法对18个传统村落文化价值进行评价,揭示其在自然地理条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历史影响下的分异特征,基于象限图法探索传统村落差异化文化振兴路径。结果表明:①焦作市传统村落文化价值总体处于中等水平,物质文化价值显著高于非物质文化价值。②就地形地貌而言,传统村落文化价值呈现山地>平原>丘陵的特征;不同产业活动对传统村落文化价值作用明显,旅游发展型传统村落文化价值最高;传统村落文化价值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无明显相关关系;城乡空间联系对传统村落物质文化价值和非物质文化价值的影响迥异,总体上远郊村文化价值较低;从传统功能看,防御型传统村落文化价值最高,农耕型最低;从形成年代看,文化价值的时间规律性不明显。③基于传统村落物质与非物质文化价值的组合情况凝练出四种文化振兴路径:旅游示范型、文化创意型、保护储备型、主题民宿型。

摘要：恢复力强调系统承受各种扰动冲击并从中恢复的能力,为不确定性条件下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将恢复力理论框架引入失地农民社区研究中,在明晰失地农民社区恢复力概念内涵的基础上,从经济恢复力、社会恢复力、管理恢复力和环境恢复力四个维度建立测度指标体系,并选取西安城市边缘区为案例区,基于入户问卷调查数据,运用熵权TOPSIS方法对失地农民社区恢复力进行测度,并采取t检验、方差分析等方法探讨失地农民社区恢复力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路径。研究表明:①失地农民社区恢复力整体处于中等偏下水平,恢复力综合指数处于低、中、高三个级别的失地农民社区所占比重分别为47. 6%、33. 3%和19. 1%,等级结构呈现"金字塔"形;②四个维度恢复力测度结果依次为环境恢复力>经济恢复力>管理恢复力>社会恢复力,表明在快速城市化冲击下,相较于失地农民社区在物质环境和经济收入层面的快速适应和恢复,其社会恢复较为滞后,具体表现为社会关系网络构建、社区参与及社会学习等方面恢复能力较差,反映失地农民社区在管理方面存在较多问题,基层政府管理公平性缺失以及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等因素阻碍了社区管理恢复力的构建;③失地农民社区恢复力是社区内在特征与外部干扰因素相互影响和共同作用的结果,通过对失地农民社区恢复力影响因素作用路径的分析可知,地理区位、外来人口比重、征地原因以及征地时间是其主要影响因素。最后从经济、社会、管理、环境层面提出提升失地农民社区恢复力的对策建议。

摘要：基于秦巴山商洛地区农户问卷调查数据,在可持续生计框架下,聚焦不同群体之间生计资本状况,并探讨其农户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以及生计资本的耦合性。结果表明:(1)山区农户生计策略出现明显分化,依据非农收入比重分为纯务工型、务工主导型、兼业型和纯农型4种类型。(2)调研样本中农户生计资本有限和不均衡,呈现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相对较高,自然资本、人力资本偏低的特征。非贫困户中兼业型生计资本总值最高,务工主导型、纯务工型次之,纯农型最低;贫困户中务工主导型生计资本总值最高,纯务工型、兼业型次之,纯农型最低。(3)非贫困户中人均耕地面积、人均林地面积、耕地质量、职业技能水平、政治资源、就业网络对纯务工型农户向务工主导型、兼业型转变有着积极影响,家庭人均收入、男性劳动力比例则具有负向影响;家庭人均收入和职业技能水平对于纯务工型向纯农型转变有负向影响。贫困户中人均耕地面积、人均林地面积、政治资源对纯务工型农户向务工主导型、兼业型和纯农型转变具有正向影响,家庭人均收入、劳动力教育水平、职业技能水平、联系成本则具有负向影响。(4)非贫困农户生计资本耦合度依次为兼业型>务工主导型>纯务工型>纯农型;贫困农户则为兼业型>纯务工型>务工主导型>纯农型。因此,开展农户可持续性生计研究,对于农户减贫、促进乡村地区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摘要：基于失地农户社会脆弱性内涵,从敏感性和适应能力两方面构建社会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以西安城市边缘区为例,采取入户问卷调查方式获取数据,运用熵值法、函数模型法对失地农户社会脆弱性进行评价,并通过方差分析方法分析不同类型失地农户社会脆弱性差异。结果表明:1失地农户社会脆弱性总体处于中度脆弱状态,结构性差异显著,不同脆弱等级的失地农户呈现"中间多,两头少"的分布特征;2适应能力是影响失地农户社会脆弱性程度分异的关键因素;3不同类型失地农户社会脆弱性在户主年龄、家庭规模、生计类型、征地时间、征地用途和安置方式变量下差异显著。最后提出降低失地农户社会脆弱性的对策建议。

摘要：脆弱性理论是分析人地相互作用程度、机理与过程的重要工具,为可持续性评估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将社会脆弱性工具应用到城市边缘区研究中,视快速城市化为主要干扰,选取西安城市边缘区所辖街道为基本单元,从暴露度、敏感性、适应能力3方面构建社会脆弱性评价框架与指标体系,综合运用熵值法、函数模型法以及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对社会脆弱性程度进行评价,揭示社会脆弱性空间分异格局,探究社会脆弱性关键影响因素及其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西安城市边缘区的暴露度格局呈现出自中心向外围渐趋减缓的特征;敏感性程度的高、低分布与暴露度的低、高分布在空间上具有相似性;适应能力的空间规律性不明显;(2)社会脆弱性空间分布不均衡,以中、低等级为主,低等级街道分布在城市内边缘区,中等级街道分散在城市外边缘区;(3)建设用地面积比重等8个因子对社会脆弱性有重要影响,土地利用方式与景观格局的变化以及物质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是城市边缘区社会脆弱性形成的主要原因,社会系统体制转换阶段的差异进一步加剧了社会脆弱性;(4)城市边缘区应通过优化系统内部结构和功能以适应城市化的扰动,包括制定适应性管理政策和加强城市边缘区社会适应能力建设。

摘要：将恢复力理论框架引入贫困山区农户生计研究中,基于缓冲能力、自组织能力、学习能力三个维度构建农户生计恢复力评价指标体系,以河南秦巴山片区为例,从农户感知角度对农户生计恢复力水平进行评价,并厘清其关键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河南秦巴山片区农户生计恢复力总体处于较高水平,区域差异显著;学习能力对农户生计恢复力的影响最为显著,是提升农户生计恢复力的主导力量;扶贫政策匹配度、技能培训机会、基础设施便利性等8项指标是影响农户生计恢复力的关键因素。

摘要：全球变化背景下的适应性研究是当前地学领域关注的焦点议题,为可持续发展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将适应性分析框架应用到城市边缘区失地农民研究中,基于失地农民适应性内涵,从认知能力、缓冲能力、学习能力、转型能力和管理能力五方面构建适应能力评价指标体系,以西安城市边缘区为案例,通过实地调研、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获取数据,在对失地农民适应模式进行分类的基础上,采用熵权TOPSIS法评价不同类型失地农民的适应能力,辨识制约失地农民适应能力提升的障碍因素。结果表明:1失地农民的适应模式分为短期雇工型、租金主导型、自主创业型、工资保障型和社保依赖型五种类型;2不同类型失地农民适应能力的评价结果依次为自主创业型>租金主导型>工资保障型>短期雇工型>社保依赖型;3不同类型失地农民适应能力的障碍因素呈趋同态势,其中职业技能培训、收入多样性指数、社会保障满意度、职业稳定程度和政府帮扶程度是主要障碍因子。最后,提出失地农民适应性管理对策建议及未来需进一步关注的问题。

摘要：借助CiteSpace软件,追踪国际农村人居环境研究进展,识别研究热点,重点解读居住环境、居住空间、居住主体、公共服务设施四大研究主题。结果表明:国际农村人居环境研究热点不断由聚落类型、居住形式等物质空间向健康卫生、乡村性、舒适性等社会空间转移,研究视角不断下沉,研究领域逐步深入多元,学科间交叉融合趋势日益显著。基于国际研究经验,提出未来国内学者应立足不同地域、不同类型农村发展实际,构建适合我国农村人居环境的理论体系,强化城市影响剖析,探讨微观行为主体需求,以服务于国家乡村振兴战略需求。

摘要："焦作现象"是资源型城市以旅游业为契机成功转型的范例,成为近几年中国旅游业讨论和研究的热点。分析了"焦作山水"如何保持可持续发展,指出"焦作山水"品牌效应不足,"焦作山水"缺乏历史文化底蕴,城市建设过程中存在"特色危机"。在此基础上,从自然环境、人工环境、人文环境3个要素对焦作城市特色进行挖掘和提炼,提出焦作市的城市特色建设应从以下方面入手:发挥太极拳优势,突出"太极"文化精神,保护历史文化遗迹,弘扬地方文化特色,打造文化环境品牌,加强工业遗产的保护,彰显近代工业文明,利用其历史文化内涵,实现城市特色的重塑。

摘要：将传统村落脆弱性的客观评估与村民主观感知有机结合,有利于打通传统村落保护从政府供给端到民意反馈端的逻辑脉络,双向联动建立传统村落长效保护机制。基于传统建筑、历史环境要素、历史街巷、传统格局、村域自然环境等维度构建传统村落历史环境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以河南省南阳市为例,运用CRITIC法、层次分析法及综合指数法对传统村落历史环境主客观脆弱性进行评价,并探明两者之间的适配性和差异性。研究表明:(1)传统村落历史环境客观脆弱性均值为0.51,高度、中度、低度脆弱性村落分别占比53.85%、30.77%和15.38%,分维度脆弱性为传统格局>历史街巷>历史环境要素>传统建筑>村域自然环境。(2)传统村落历史环境主观脆弱性均值为0.55,高度、中度、低度脆弱性村落分别占比46.15%、23.08%和30.77%,分维度脆弱性为传统格局>传统建筑>历史街巷>历史环境要素>村域自然环境。(3)历史环境主客观脆弱性的适配性存在尺度差异:从整体来看,76.92%的传统村落在主客观脆弱性上保持匹配,表明村民对历史环境脆弱性的客观事实具有一定的感知和判断能力,但分维度上主客观脆弱性失配问题严重,并在不同维度表现迥异。政府“见物不见人”的单一性保护供给与村民多元化诉求之间的错配失衡,是造成传统村落历史环境保护困境的根源所在,亟需以村民诉求为导向调整政府保护供给模式,以形成上下联动的保护合力,降低传统村落历史环境脆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