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国现代美学的草创时期,美学家邓以蛰努力寻求构建一个独特的艺术美学体系,尤其在艺术分类原则上,他与亚里士多德、莱辛有着很大不同。在《艺术家的难关》一书中,邓以蛰强调艺术家官能性情的直觉性,趋向于克罗齐的美是"刹那间的心境的圆满"之说,并遵从彼特拉克为代表的人文主义尊重人世、艺术是人生批评的准则,重视个体生命与社会生活碰撞触点的"境遇"。他接受黑格尔的精神流程的逻辑导向,在由"印象—知识"两大坐标点构成的轴线上,为日用器皿、建筑、音乐、书法、绘画、雕刻、诗、戏剧等艺术门类排出序列。他又融合诸种西方美学观念,并以东方学人的情怀介入,构建出一个独立自存、唯其所特有的体系。遗憾的是中国学界对其关注不够,随着时光的流逝,其个性化的声音逐渐被普遍性的声浪所淹没。

摘要：国内学术界对马克思关于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的不平衡关系这一课题研究，未有一致解答，且不尽完善。欲达到深层解读应从两个方面拓展：一是界定、论析“一般的表述”与“‘特殊性’的确定”的概念内涵；二是从历史语境分析“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的含义与意义。

摘要：一件艺术品就是一个生命的有机体,它仿佛有着鲜活的肌质、流贯的血脉、支撑的骨胳、乃至精神的灵气。因为艺术不仅是对客观外界事物的反映,而且也是艺术家内在生命的外化,是二者相互交融后的有机构成物。象诗歌作品,那是在空间与时间中流动的生存世界或人生世相中的某一触点,引发了诗人的内在情感与生命力的波动,通过语言形式的凝结,而形成的新的结构体。

摘要：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学界,有一种奇特而又具有普遍性的现象。这就是一些重要社团和著名作家在论及他们的文学主张之时,一方面强调艺术的无目的性,另一方面又坚持艺术的社会功用性,甚至在同一属文章中,这种两极对立的矛盾也并存共立。

摘要：从《文化偏至论》到《热风·随感录三十八》,再到《阿Q正传》,从哲学理论到艺术形象,共同构成了鲁迅对20世纪初中国的精英式的"个人"与愚庸式的"众数"这一社会性对立矛盾问题的观察、追索与思考。阿Q是庸众中的越界者,鲁迅不是"哀其不幸",而"主旨是‘憎’,精神是负";鲁迅不是"怒其不争",而是"惧怕其争"。由越界庸众构成的"阿Q似的革命党",不但不能成为中国革命的推进力量,带来的反而可能是一场灾难。

摘要：一 “诗的抽象是什么?”以往的理论这样作答:通过诗中具体形象或情感的概括,达到对诗所展现的艺术对象本质的概念把握。这种观念由来已久,正如韦勒克所指出的那样:“通常人们把文学看作是一种哲学的形式,一种包裹在形式中的‘思想’;通过对文学的分析,目的是要获得‘中心思想’。研究者用这类概括性的术语对艺术品加以总结和抽象往往受到鼓励。”但问题在于这种“中心思想”,这种本质把握,往往只是一种哲学样式的概念抽象,而非真正的艺术抽象。

摘要：台湾来了两位朋友,一位是意大利翡冷翠国际缪斯学院院士、著名的雕刻艺术家屠国威,一位是力倡“整合艺术”、常出任台湾“艺术行动”策划的著名诗人杜十三。陪着他们在厦门大学校园里转悠,交谈之中,方知他们加入了新开办的“珍传艺术文化事业公司”,专门从事建筑物与环境空间的艺术规划、布局与设置等,以求使建筑与艺术结合为一体。从他们带来的《工商时报》上得知,台湾立法院以立法的形式规定:“供公众使用及公有建筑物之所有人应设置艺术品美化建筑物与环境,其价值不得少于该建筑物建设经费的百分之一。”由此,台湾的环境艺术的创造、设置的前景看好,珍传艺术文化公司便应运而生,它将在台湾的建筑业中显示身手。曾参与意大利“太阳场”的巨型现代艺术石雕群的创作。

摘要：本文从时空、意蕴风格和诗艺传达与形式表现等角度,论述了香港诗坛由三大群体组成:老诗人群体、南来诗人群体、本土诗人群体。并从香港诗歌在“传说与现代”、“游子与故园”、“都市与自然”等方面,叙述了它有别于大陆与台湾的特殊意识观念和价值判断。还从一些方面探讨了香港诗歌的艺术特色。

摘要：徐志摩后期美学思想也像梁实秋、闻一多一样,有着从浪漫主义转到“多少近于古典主义的立场”,这主要表现在《新月的态度》、《秋》、《猛虎集·序》等文章上,但学界对此尚未有过论析。其转变的原因是,自1926年起,徐志摩像闻一多一样受到梁实秋所宣扬的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的影响。其古典主义倾向着重在艺术的理性节制、标准的规范、常态的人性等,即总体上在艺术的“健康”与“尊严”的审美追求中展示出来。

摘要：艺术家进行美的创造,有时会出现一种神异的透视力,它能使艺术创造者超越常规的逻辑思维的推理进程,迅速、快捷地把握对象那感性存在的形象整体,敏锐、透彻地领悟对象的内质及深层蕴义。而且其最终的本质性判断也往往和通常的逻辑思维的结果相类似。这种奇特的美的洞察力,就是近年来引起人们重视的审美直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