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多元一体的复合型中华民族观定型,并阐释了民族解放、民族复兴思想。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民族复兴话语可分为四种形态:政治话语方面,中国共产党建构了以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为叙事主体、以抗日救亡的民族解放为核心术语、以反帝反封建为走向复兴的政治前提、以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为奋斗目标、以中共为实现民族解放之中流砥柱的中华民族复兴政治话语体系;媒介话语方面,各报刊作为思想观念的重要载体与传播介质,促进了“中华民族”“民族复兴”观念从政治语境引入大众传播,从而有力推动着各族人民国家认同、民族认同的建构;学术话语方面,理论工作者立足中华民族长远历史,着眼中华民族救亡大业,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从史料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等方面,为书写交融汇聚的中华民族发展史、为阐释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观念、为倡导救亡图强的民族解放思想,提供了坚实的学理支撑;艺术话语方面,包括诗文、电影、话剧、歌曲、绘画、书法等在内的文艺作品,在传播“中华民族”“民族复兴”话语、强化中华民族认同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摘要：以胡适、陈独秀与梁漱溟三位知识领袖为重点,对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与新儒学三大知识群体的国家建设思想做了比较分析。指出以民族主义建设现代国家,是其政治共识,也是民国时期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与新儒学三大知识群体的"共同观念"。但他们的国家建设思想也有区别:三人早年都曾向往西方宪政,向往西方现代国家制度,但胡适一直坚持以实现宪政为国家建设的目标,而陈独秀对宪政民主经历了从向往到否定、再到重新肯定的复杂变化,梁漱溟在20年代中期后对宪政运动采取了冷漠以对的态度,并别出心裁设计了"非宪政化的民主制";他们对现代国家建设的路径有着不同的思考,陈独秀主张革命建国,胡适、梁漱溟都主张和平建国,不过胡适主张"宪政随时随处都可以开始",而梁漱溟则认为"宪政可以为远图而非所谓急务";胡适、梁漱溟和陈独秀分别从个人、社会与国家三个层面入手,选择了"救国须从救出你自己下手"、"为国家建设社会"、"从他们手中抢夺来政权"三个路径。

摘要：实现中华民族复兴，是近代各种救国方案、各种建国主张的共同目标，是近代各派政治力量、各种社会思潮的共同愿景。但对中华民族复兴的实现道路、实现路径，各种方案、各派人物却有着不同的思考与设计。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中华民族命运与国民性状况密切相关，因而重视从国民性改造、心理建设、重铸国魂入手，谋求民族复兴之策，甚至视其为实现民族复兴的根本途径。

摘要：中华民族复兴观念的源头可追溯到1894年孙中山提出的"振兴中华"口号,"五四"时期基本成型并出现了"民族复兴"一词;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复兴观念迅速定型并很快流衍为一种广为传播、影响力广泛的社会思潮,抗日战争时期趋于深化、高涨。学界与政界对中华民族复兴的内涵包括恢复民族独立、恢复民族地位、恢复民族朝气、恢复民族文化、恢复民族精神等,进行了广泛的探索,并对复兴之路从文化上、政治上作了不同的设计。

摘要：剪纸,又称窗花、刻纸、剪画等,是一种“平面镂空艺术”,是以剪刀或刻刀在纸张或其他材料的薄片上剪出、刻出、制作出的平面艺术作品。2006年5月20日,剪纸被列入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年6月14日,国务院公布了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与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烟台剪纸被列入扩展项目名录。2010年9月30日,中国剪纸人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审批的第四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烟台剪纸”是其中的一分子。

摘要：从胡适到殷海光,近代自由主义的发展,一面是在变革中守护、在激荡中稳立、在代际交替中传承的脉络,一面又是不受拘于思想前辈,不停地修正观念,力求超越"五四"、超迈前人的思想追求。在政治层面,胡适晚年强调容忍是自由的根本、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把自由的实现、自由的保障归结为内心状态;殷海光则认为政治自由既然是一种外部自由,实现的基本途径就应该是争之自外,应当关注保障自由的外部条件,应当关注防止"把人不当人"之弊端的外在制度设计。在经济层面,胡适、殷海光均从经济平等转向经济自由,曾被视为通往自由社会之坦途的计划经济、社会主义被转而视为了"通往奴役之路"。在思想层面,胡适与殷海光均关注思想自由与表达、传播思想的自由,但殷海光不满意于前辈的"浅显激越",而追求"深切理性"。在伦理层面,殷海光忠诚于个性自由这一自由主义的核心理念,但他不满于胡适等"五四"一代存在的只关心"自由的个性"而回避道义担当、欠缺社会责任、缺乏道德勇气的倾向。

摘要：民族复兴是近代以来各派、各界的最大公约数,但各派、各界对民族复兴的话语表达有着不同形式,呈现为政治话语、学术话语与公共话语等重要形态。民国时期的政治人物分属进步、中立与保守三大阵营,他们对民国政治秩序有着不同的设计与考量,相应地其民族复兴政治话语也承载了不同的政治诉求:国民党将中华民族复兴论"塑造成带有国家意识形态性质的霸权话语",形塑对现有政治秩序认同的政治意图鲜明,共产党人对民族复兴话语的使用一度有所批判、后作了调整,国社党最为热衷于使用"中华民族复兴话语"且有自身的特色。在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趋深重的背景之下,有着强烈的民族情怀、救国关怀的学人们,自觉地把民族复兴议题纳入到各学科知识体系与话语体系;民族复兴学术话语,对提升近代中华民族复兴思想的学理性、科学性,对夯实该话语的学术根基并引领民国学者的学术关怀,具有重要意义。"中华民族复兴"话语体现了中华儿女的共同的期盼,易在公共领域引发社会公众的情感共鸣、心理共鸣,以《复兴月刊》为代表的民族复兴公共话语,带有公共话语的一般特点,如多元性、互动性、开放性、即时性。民族复兴的三类话语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议题相同,取向有别;目标同向,途径不相互交织,相对区隔。

摘要：可以从四个维度阐释与弘扬沂蒙精神:从传统、当年和当下的时间关系看,沂蒙精神渊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与伟大建党精神,形成于革命战争年代,具有恒久价值,时至当下仍“要不断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发扬光大”;从沂蒙、山东和全国的空间关系看,沂蒙精神是伟大建党精神和党的群众路线“在沂蒙这片红色土地上”的具体体现,它作为山东老区红色文化的典型代表辐射到全国,成为“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从党心、军心和民心的主体关系角度看,沂蒙精神是山东老区党政军与人民群众“水乳交融、生死与共”铸就的,是沂蒙这片红色土地上的党政军各级组织“党心为民”、广大人民群众“民心向党”的双向奔赴;从政治、媒介、学术和艺术的场域关系看,沂蒙精神是四类话语共同发声所彰显的正能量。

摘要：李叔同从入世到出世的大跨度转身,从人生历程的角度,是在强烈的生命意识、强烈的"人生欲"引导下的对更高更远的人生境界的攀登,他的大致人生轨迹是富家子弟的纨绔人生、风华才子的艺术人生与高僧大德的宗教人生。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是他对中、西、印(佛教)文化的一种选择,他在文化上的出发源地是儒学,或者说是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在青春时节以"出国"为形式选择了反叛,即由儒学而西学、由中国经学而西方艺术;1918年又以"出家"的形式由西学转向佛学。弘一法师留下了"悲欣交集"的临终遗书,其"欣"主要是在"内圣"层面,是在个体心灵的内在超越方面,是在人生意义的追寻上,是因为"小我"获得了灵魂的安顿与超越的归境;其"悲"主要是在"外王"层面,是悲悯苍生之悲。

摘要：《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将文化的传承和人的培育教养联系在一起,要求必须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方位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艺术体育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贯穿于启蒙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各领域。高等学校作为国家的育人基地和社会的智力高地,理应在传承和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发挥义不容辞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