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长篇小说创作是中国当代文坛最重要、更是发育得较为充分的文体之一。长篇小说最核心的艺术参数——文本结构的艺术节奏,无疑是它的艺术生长点。长篇小说的艺术规定性——"长度"和"跨度,"要求其形成独特的结构艺术形态。由于长篇小说在物理长度和心理广度上的要求,同时也势必与结构艺术上的节奏追求形成艺术张力。

摘要：《小二黑结婚》以其艺术成就赢得了众多读者热爱,其实质原因有二:对乡土中国现代处境问题的探索;对传统中国文艺乡土格调的浸淫。此作既是赵树理对五四时期"问题小说"的个人调适与革命语境转换相结合的杰出代表,更开创了新文学史上关于革命叙事的思想演绎模式和艺术逻辑理路,成为了革命叙事与乡土经验耦合书写的典型。

摘要：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的多卷本长篇历史小说《白门柳》，被赞誉为“描写晚明社会的长篇历史小说的双璧”之一。然而，作为一部成功的艺术作品，《白门柳》的成功不仅仅是题材开掘，其结构艺术的创造更发人深省。

摘要：《罪与文学》的出版和再版，无疑是现代中国文学思想史和学术研究史上的一件大事情，正如鲁迅为《海上述林·上卷》出版时亲拟的广告词：“足以益人，足以传世。”①纵观新世纪以来如过江之鲫的著述，倘若要历数若干影响深远的现代中国文学的学术典藏之作，则必有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和刘再复与林岗先生合著的《罪与文学》两种。

摘要：瞿秋白在苏区最重要的文艺贡献是进行文艺大众化思想的现实调适:在思想上,将因地制宜调整为"创造工农大众艺术";在理论上,将文艺大众化思想现实制度化。在苏区,瞿秋白以从事教育和宣传工作来延续自己的政治生命,其"左联"时期的文艺大众化思想不仅与苏区戏剧大众化活动、工农大众艺术水乳交融,而且与苏区基础教育和民众战争宣传动员政策天然转换,最终生成中国本土化的集体写作政策。

摘要：当代中国长篇小说的创作,尽管在题材开拓、语言能力和叙事技法上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思想深度总是稍逊于现代,在文体艺术创造上的经营更是停滞不前。至今为止,不仅长篇短制的现象仍非常普遍,许多当代小说家依然缺乏对长篇小说的现代结构艺术认知。

摘要：“五四”以来，关于文学作品的典型人物及其塑造，一直是个相当重要的艺术标准，有时甚至是唯一的艺术标准。其实，文学作品中除典型人物之外，其他人物往往也得到了人们的认可、甚至深深活在读者心里，但人们似乎总习惯于把它们看作大树上的寄生物，

摘要：新文学百年,在借鉴欧美的现代中国文学四分法中,新小说的兴起和文体独大是事实。此新小说是指五四新文学以来的现代中国小说——"受西方影响的现代小说"①,它是中国"五千年来未有之创局"②的"应激反应"③的产物。新小说兴起之初,新生事物引进,既有诸多水土不服,也有提倡者设计中预设了许多理想可爱之处。梁启超琳琅满目的新小说分类,多是随机方便,其想当然处自不必说④。

摘要：瞿秋白与鲁迅的文学交往,以及他们与梁实秋的翻译论争,是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的重大问题和文学事件。鲁迅和梁实秋的翻译论争前后长达八年之久,后因瞿秋白介入而升级为论战。这场翻译论争,有文学与语言的论衡,也有民族文化和思想变迁的面相。鲁迅、瞿秋白和梁实秋在翻译观的多层面相间游走,在公谟与私谊间转换,求同存异亦因时势而定。具体而言,鲁迅和梁实秋的论争体现为技术主义、文化政治的偏重与艺术趣味的差异;瞿秋白和鲁迅、梁实秋的区隔有政党政治意识形态与文化权势转移的旨趣分别。鲁迅和梁实秋、瞿秋白事实上存有翻译共识,即技术主义、文化对接与艺术品味的标高才是翻译的普遍自由之路。

摘要：20世纪以来中国新诗的变革,是呼应社会现代转型所进行的一场想象方式和艺术趣味的革命。从语言形式入手的新诗变革,面对着既学走路又要跑步的两难与煎熬。诗人不仅要学习现代汉语写现代汉语诗歌,更要学着在现代汉语形式里安顿新的、现代的诗思和诗趣。故而,现代汉诗视野里的新诗语言问题,根本上说是如何运用现代汉语写新诗的问题。对此,可供讨论与反思的,必然是三个元素上的问题探索,即以现代汉语、现代中国诗歌、新诗的当代变迁三个垛口为依托的、对中国现代诗歌发生史与发展史的观察,对现代汉语与现代汉诗的双向考察。新诗的历史,毕竟是诗歌在现代中国的成长史,也是现代中国以诗歌文体呈现的叙述史。百年汉语新诗史是诗歌现代化的历史,前五十年侧重于诗歌自身意义上的现代化,尤其是语言上的现代化;后五十年倾向于对中国当代社会变革的诗性回应。前五十年的新诗,在语言系统层面、新旧与中外资源的融通层面讨论甚深、获益最多;后半叶之后新诗的当代变迁,其本土化与大众化的焦虑才是最为深切的诗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