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国《民法典》的出台为行政基本法典的制定带来了契机,也提供了范式。行政基本法典的制定既是对《民法典》的必要补充,也是完善我国法律体系和法治体系所必需。《民法典》的立法技术可以归纳为累积式技术线路、实用式技术线路、问题式技术线路和顶层设计式技术线路。将民法和行政法放置在法典化的角度比较,二者在规范体系、体例结构、制定依据、社会基础上都存在着诸多共同特征。因此,从立法技术上讲,行政基本法典制定除了遵循自身的立法逻辑,吸收《民法典》的相关经验也是非常必要的。行政基本法典制定中存在规制对象确定、新法典与已经存在的单行法关系处理、引领性条款选择、与宪法契合等若干技术难题,其可以从法律概念整合、法典体系构型、法典顶层设计和实施宪法等方面对《民法典》立法技术予以吸收。

摘要：回顾我国行政法体系发展的历程,我国行政法体系主要经历了以行政组织法典则的制定为标志的起步阶段,以《行政诉讼法》的颁布为标志的初步形成阶段,以《立法法》的制定为标志的迅速发展阶段,以行政六法概念形成和全部到位为标志的相对有形阶段,以2014年依法治国的顶层设计为标志的瑕疵反思阶段,以及以《民法典》颁布为标志的成为热点阶段。我国目前的行政法体系状况主要呈现为有法群而无法群之引领,有法圈而无清晰边缘,有法阶而无严格位次,有法域而无准确部类。我国行政法体系的不完整性体现在相关典则缺失、典则颁布不平衡、规范错位、总则和分则关系不明、未形成公法闭环系统等方面。虽然来自公法相对滞后、诸国的立法经验、与政治关系密切、理论认知等方面的制约因素使我国行政法体系难以形成。然而,受《民法典》颁布、国家治理现代化、法治体系完整化、公法周延性以及行政法学理逐渐成熟等趋势的影响,我国行政法法典化已经是众望所归。因此,我国行政法的法典化应当通过对法治行政顶层设计的行政法文件进行梳理,对单行行政法规范完善,对部门行政法充实,对宪法延伸,对行政法部类划分,以及对行政法典总则构造的进路予以促成。

摘要：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是党法规制的基本内容。领导干部干预司法在党内法规体系中的法源包括党内基本法、党内一般法、党内综合法和党内专项法。领导干部干预司法的行为类型有请托说情式、要求私下接触式、授意属下施压式、要求汇报式、出面协调式和其他形式。党法规制领导干部干预司法能够体现党支持司法、党法周延、党依法执政和弘扬法治思维等法治价值。因此,领导干部干预司法的党法规制应当作出司法让渡、司法工作痕迹化、司法干预予以报告、司法干预责任化等方面的制度设计,要在立法位阶、规制主体、行为的针对性和制裁的时效性方面完善党法规制的立法技术。

摘要：《行政诉讼法》第25条对我国行政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作了列举规定,此种模式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是有其问题的。从法治实践视角观察,其问题体现为受案范围不周延性、受案范围具有选择性、受案范围具有问题应对性、受案范围具有短期效果性;从法治理论视角观察,列举式的行文方式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由诉权决定的法治进步欠契合、与行政监督的全方位性欠契合、与公益保护中公益的本质欠契合、与法治的三位一体机制欠契合。推动行政公益诉讼受案范围回归理性,需要作出相应的制度设计,包括对公益概念作法律上的阐释、对公益作抽象解释、对公益作概括规定、对公益作公众选择性处理、对公益由诉权主体作出判定。

摘要：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形成了数据的普遍化和社会化,传统行政法治的内涵也因此受到了巨大冲击,行政程序作为行政法治的核心要素无疑不能例外。这既影响到行政程序在行政法中的地位、价值、内容和运行,也影响到行政程序的规制模式和构型设计。正因如此,大数据背景下行政程序规制应由粗放向精确、由程式向有序、由定性向定量、由感性向理性变迁。在行政程序构型上,应由板块式到结构式、由自洽式到自证式、由博弈式到分配式、由套路式到效率式转换,以体现行政程序的时代特性和科学内涵。

摘要：行政相对人的行政创意权是行政相对人所享有的对于行政事务发展格局进行分析、判断并作出预测性建议的权利。其权利主体虽然是行政相对人,但该权的内容却是公权范围内的权利,与公共行政权的行使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它包括制定管理规则的创意权、形成新的法律关系的创意权、构设社会机制的创意权、选择重大行政事务的创意权等基本范畴。设立行政相对人的行政创意权有助于弥补行政法治价值、平衡行政法治主体、拓宽行政法治客体、实现行政法治内容。因此,必须确立行政相对人行政创意权的宪法地位,加强其行政立法保护及实现手段。

摘要：理性的行政程序要求其在制度设计及运行中必须遵循行政法治的精神,注重行政相对人权益保护,以追求效率作为内在价值等。实践中将行政程序虚无化、绝对化、脱节化和苛刻化都是非理性表现。为此,应当合理定位行政程序,把它作为工具性要素附着于公平价值;通过行政程序典则化,对目前分散的行政程序规则予以整合并进一步规范;设计行政相对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深度参与的行政程序规则;建构行政程序运行的监督体制机制,以矫正非理性行政程序;将行政程序运行的效果和结论交于司法程序最终裁判。

摘要：党的二十大系统阐释了新的历史时代下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本质和内涵。本文作者认为,人民调解与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相契合的,它在制度构型、程序设计、权利赋予等方面都充分包含了人民性。在新的历史时代下,人民调解的适用范围越来越广、运作方式越来越灵活、社会效果越来越明显,这些特征都从形式和实质两个方面契合了全过程人民民主。人民调解可以通过强化广泛参与、广泛协商、数据化等路径,很好地促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现。

摘要：行政诉讼庭前和解,是在行政诉讼中通过和解使原告和被告之间的纠纷在进入庭审之前就已经被化解的一个制度设计,其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大量存在。尽管该制度某种意义上有规避法律之嫌,也曾引起学界诸多质疑,但从行政诉讼将纠纷解决作为最高价值、从行政诉讼法律关系的平等性、从行政诉讼成本控制、从当事人享有处分权等角度分析,仍然有其正当理由和理论支撑。为了规范该制度的运行,必须在时间节点、提起人、决定权、主持人和裁判方式等环节予以特殊框定。

摘要：十九大报告对新时代法治政府作出了顶层设计。应当如何把握新时代法治政府精神,新时代法治政府精神与传统法治政府的特性有何逻辑关系,新时代法治政府精神具体如何构型等都是一系列需要从理论上解决的问题。法治政府建设具有自身的运行规律,2004年和2015年两次系统性的构建工作已使我国法治政府具备自身的质的规定性。然而,随着新时代的到来,即使是2015年法治政府的新的顶层设计在诸多方面亦不能适应新的社会主要矛盾和新的时代精神,法治政府必须寻求新的构型并确定新的发展方向。具体而言,我国新时代法治政府的构型及其走向应当表现为:小型化、简约化、服务化、生态化、商谈化、变革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