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由产品自身形状或包装的形状所构成三维标识之显著性的认定是各国商标法的共同难题。我国的相关实践也处于不断演变之中,2010年以来的法院判例正在尝试依据两个理由一概否定此类标识的固有显著性:一是认为商品形状或包装形状不会被相关公众当然认知为商标;二是认为此类形状在设计上的独创性与其显著性无关。第一个理由存在论证的逻辑缺陷,竞争政策考量失当,对作为其认定基础的市场实践缺乏证明;第二个理由对于独创性之于显著性认定的作用认识有误,该作用的本质是通过与常用标识的对比来认定显著性,而审查机关应对常用标识承担可行的举证责任。此外,一律否定前述标识固有显著性的做法缺乏法律依据。相较政策性强而法律论证弱的美国判例规则,欧盟的立体商标审查规则的法律论证更为严密,政策考量得当,对中国更具借鉴意义。

摘要：2013年,我国在修改商标法时引入商标先用权制度,尝试平衡商标在先使用人与在后注册人之间的利益,以加强对于未注册商标的保护。但这一制度设计未能从体系上对商标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关系作出合理安排,导致在先商标使用人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上的权益被忽略,并损害到相关公众的利益。要解决这一问题,就要摒弃注册商标权绝对的观念,按照尊重在先权益的原则,承认在先使用人在其商誉所及范围内的排他性权益,并承认这种权益可以对抗在后的注册商标。在该制度的设计和运行上,对于在先标识的权益保护应以其具有较高知名度为条件,避免走向商标使用取得制度。

摘要：现有技术是专利申请日之前公众可以获得的技术,它是专利申请新颖性和创造性审查中的事实依据。使用公开是通过将技术付诸具体实施而让公众可以获得。构成使用公开的销售,应指已经制造完成的产品处于向公众出售的状态,因为专利法上的公开指的是产品处于公众可以获得的状态。因此,一方面,产品下线之前的销售广告甚至合同行为都不能证明销售使用公开,而产品下线后的销售宣传或合同签订行为均可证明使用公开而不需要产品的实际交付;另一方面,具体的销售交易并不等于使用公开的销售,前者是证明后者的辅助事实,只有具体交易的买方不是负有保密义务的特定人,这一证明才能完成。负有保密义务是定义特定人的唯一条件,买方为获得技术而要满足的任何其它条件均不能使其成为特定人。专利无效宣告程序中,保密义务的存在应由主张者举证。

摘要：在专利无效宣告案件中,请求人越来越多的使用网络证据来证明涉案专利权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或者外观设计在申请日之前已通过网络公开,因此不符合授权条件,应予宣告无效。由于网络证据具有修改不留痕迹的特点,其真实性和证明力的认定也就成为此类程序中的焦点和难点。经过公证的网络证据的形式真实性(即证据资格)应当被认可,而网络证据的"实质真实性"则属于证明力问题,需要根据其"被修改的可能性"来评判。根据举证责任分配和证明力认定的规则并结合双方当事人从相关技术方面的举证情况,可以对"网络证据是否被修改"的辅助事实做出认定,从而确定网络证据对于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明程度。在该辅助事实真伪不明时,不能根据证明责任对其做出认定,但无效宣告请求人对主要事实承担证明责任,应承担不利后果。

摘要：从比较法上的整体情况来看,宽限期分为广义宽限期和狭义宽限期,前者涵盖外观设计申请日前12个月内设计者本人及从其处得知设计信息的人所做的公开和第三人违反保密协议所做的公开,后者仅包括申请日前6个月内设计者本人或经其授权的人在官方指定或承认的展会、展览中的公开及第三人未经权利许可的公开。《外观设计法律和实践——条文草案》第6条用"或者"一词给出了可供选择的两种方案。我国专利法在宽限期的问题上没有区分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并且在立法上采用的是狭义宽限期,从公开的主体、公开的场合和宽限期的时限等三个方面规定了宽限期的适用范围。因此,即使我们选择了狭义宽限期的方案,也需要对现行法的其他方面进行调整。

摘要：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专利侵权案件是否因专利无效宣告案件中止在制度设计和审查/审判实践方面都有讨论的空间,以实际案例为基础的探讨有利于制度设计的进一步完善。

摘要：法国法上的专利权仅是一种权利推定,专利权的有效性认定直接由法院主管。具有专属管辖权的法院适用民事诉讼法的一般规则,独立于行政机关对专利权的有效性进行认定。无效之诉的原告必须是利害关系人,被告只能是专利权所有人。无效之诉可以单独提起,也可以作为反诉提起,专利权的效力瑕疵还可以作为侵权抗辩的事由。专利无效之诉中技术问题的处理服务于法律问题的解决。专利无效判决具有绝对效力和追溯效力。对于法治基本原则的遵守和对法制体系化的重视在法国专利无效程序设计中得到深刻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