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研究目的:剖析中国建设用地配置中不同政府失灵的成因、影响与相互关系,探索相适宜的综合性改良框架及实现路径,为国家建设用地配置优化改革提供参考。研究方法:文献研究、逻辑分析与框架设计。研究结果:中国当前的建设用地配置存在两种政府失灵,并且这两种政府失灵涉及不同类别的政策问题,因而单一的技术性对策无法达到理想的解决效果,故需要依据不同的问题特征,设计构建综合性的政府失灵改良框架进行指导作用。研究结论:中国建设用地配置同时存在政府失灵Ⅰ与政府失灵Ⅱ。前者发生于政府内部,以央地关系失衡下建设用地计划管理机制失效为特征;后者发生于政府外部,以政府过度干预市场机制、扭曲土地资源配置为特征。对应于这两种政府失灵,本文设计涵盖6类调控工具的综合性改良框架。其中,针对政府失灵Ⅰ,主要有观念性调控、规划性调控和经济性调控3类,其可行路径包括转变形成目标相容的管控理念、构建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引入指标交易与管理平台等;针对政府失灵Ⅱ,主要有规则性调控、探索性调控和产权性调控3类,其可行路径包括健全土地市场运行规则、探索创新存量土地开发模式、构建现代土地产权体系等。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本文以建党百年为时间轴,遵循"阶段目标—土地政策(制度)—改革成效及问题"的逻辑思路,围绕土地产权制度和市场化政策两方面,系统梳理党的百年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基本历程,归纳总结有益于新时代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经验启示。研究表明,依据不同时期的阶段目标,党中央制定了不同的农村土地政策,有效解决了各时期的土地问题,满足了农民的土地要求,进而推动社会变革,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建党百年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具有以下经验启示,一是始终坚持党的领导,确保改革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二是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最大程度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三是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并依据新形势、新需要不断调整和创新土地政策;四是始终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在推进和完善产权制度改革基础上,逐步增强市场在土地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同时强化政府管理和服务作用;五是始终坚持公平与效率相统一,在维护农民公平享有农村土地承载的福利保障的同时,通过更高效的制度安排提升土地利用效益和创造更多物质财富。

摘要：基于耕地发展权价值视角测算耕地保护补偿价值,建立耕地保护补偿机制,有利于明确耕地保护权责、调动耕地保护主体的积极性、促进各区域经济发展和耕地保护的均衡和谐。因此,为准确测量耕地发展权价值,建立起融合耕地发展权价值在内的耕地保护补偿机制,该文以陕西省为例,基于耕地发展权价值测算视角,构建耕地发展权价值测算方法体系,测算了耕地盈亏平衡和耕地发展权价值,最终依据该价值确定出相应的补给和受偿情况。研究结果表明:1)2015年陕西省总体处于耕地亏损区,总赤字面积为39.52×10~4 hm^2,人均耕地赤字面积为0.0136 hm^2,耕地总面积赤字率为9.89%;2)在省级层面,陕西省现实耕地发展权价值为50.57元/m^2,考虑到陕西省耕地盈亏量,陕西省总体耕地发展权价值处于亏损状态,因此在国家未给予政策优惠的情况下实际需要支付1998.50亿元的耕地发展权资金;3)在地级市层面,西安市、汉中市、商洛市、延安市、安康市和铜川市6市(亏损程度从重到轻排序)处于耕地发展权价值补给区域,而榆林市、渭南市、宝鸡市和咸阳市4市(盈余程度从高到低排序)则处于耕地发展权价值受偿区域。

摘要：研究目的:通过对比重庆市指标周转模式和地票交易模式,分析两种模式的共性及差异,以期更深入地了解重庆市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的实施情况,并为全国其他试点区域进行模式创新提供参考。研究方法:文献研究和对比分析法。研究结果:两种"挂钩"模式的设计机理相同,但具体运作形式和实施效果却存在显著差异。研究结论:两种模式是在重庆市积极推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的背景下出现的,并均围绕着"挂钩"指标的产生、使用和农民补偿三个环节进行模式设计。在指标周转模式中,政府主导整个模式的运作,是一种趋于层级制的治理结构,而在地票交易模式中,市场则起主导作用,是一种趋于市场制的治理结构。指标周转模式中,"挂钩"指标具有较高的利用效率,但伴随着较高的耕地保护风险并容易造成农民权益受损,而地票交易模式则在耕地保护和农民权益保障方面具有更好的表现,但受限于城市规划和土地规划,"挂钩"指标利用效率较低。

摘要：指标交易体系构建被认为是提升我国新增建设用地配置效率的一条可行路径。但是现有的新增建设用地指标交易体系研究多立足于静态视角,着重强调指标跨区域流转的改善作用,忽略了指标实质存在当年"未用即废"的代际特性,由此可能影响指标交易体系对于新增建设用地配置效率的提升作用。故此,本研究将代际因素纳入考虑,从理论层面解析新增建设用地指标交易体系对新增建设用地配置效率的优化作用,并运用贵州省的面板数据与现实案例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我国现行新增建设用地"计划配置"模式不仅存在空间配置失灵,也因为指标具有时效性而存在代际配置失灵;指标交易静态体系虽然可以减少空间配置效率损失,但由于其对代际因素的忽略,造成交易体系的作用效果在现实中受限甚至失效;指标交易动态体系由于兼顾空间与代际双重因素,可以最大程度优化新增建设用地的配置效率。

摘要：本文从具有经济意义的城市群切入,以单个农户家庭为基本计算单元,考察1986—2014年间中国农村地区农户收入不平等的动态演变趋势,并进行空间分解探讨组内及组间收入不平等的贡献率。研究结果表明:城市群地区和非城市群地区的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均呈现缩小—拉大—缩小的周期性变化趋势,而在长三角及珠三角城市群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要高于其他城市群地区,并出现进一步拉大趋势。城市群地区收入不平等增速高于非城市群地区,同时非城市群与城市群农村地区对收入不平等影响是显著的,并且两者的收入不平等对总收入不平等的贡献率有显著变化,地区内部收入不平等进一步集中在城市群地区,区域就业类型是重要影响因素。未来需要进一步采取措施控制中国农村地区的收入不平等,政策制定应该兼顾城市群地区与非城市群农村地区,同时要避免劳动力、资本等要素过度集中到城市群核心区域,引导资本向城市群边缘村庄流动。

摘要：以社会行动者理论与多重制度逻辑框架为基础,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两个行动者的多重逻辑出发,在央地互动视阈下对中国建设用地一级配置管理的政策演化与制度逻辑进行了解析。研究发现,在建设用地一级配置管理的制度变迁中,央地双方在多重逻辑的相互作用下,针对不同的土地利用计划指标类型,实质设立了差别化的行动准则:在中央权威有效性逻辑与地方代理自利性和局部自主性多重考量的相互回应下,对于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央地采取了掌控与突破的相斥性准则;在中央强公共性和有效性逻辑重叠与地方局部自主性逻辑的相互交织下,对于非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央地则采取了放权与执行的相容性准则。在这种差别化的行动准则下,央地双方展开了持续性互动,最终形成了新增建设用地指标愈发收紧的"计划管控"、非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愈发灵活的"市场调剂"的"双轨化"变迁路径。由此可见,在央地政府这种差别化的行动准则下,中国未来的建设用地配置改革,不能只寄期望于诸如简单引入市场机制等治理结构层面的改变,还需要从深层次把握中央集权体制下央地政府的多重逻辑、管理诉求与互动策略,由此才能设计能够引导央地激励相容、优势互补的制度改进机制。

摘要：中国化肥用量水平不断提高,并引发诸多环境问题,如何促进化肥减量化一直是政府与学者关注的焦点。首先,本文构建了信息传播主体影响农户施肥行为的传导机制的理论框架,提出三个验证假说。其次,基于长江中下游江苏、江西两省690个种粮大户的调查数据,利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不同性质的信息传播主体对种粮大户施肥行为的影响,并检验种粮大户之间施肥行为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①不同性质的信息传播主体具有不同的目标函数,使用不同的传播方式,对农户生产行为的影响以及路径也存在显著差异。政府公共机构组织主要通过价值引导机制指导种粮大户减少化肥施用量,而市场化组织则侧重于通过利益引导机制激励种粮大户增加化肥施用量。从对农户化肥施用量的引导效果看,政府公共机构组织的效果大于市场化组织,政府公共机构组织可以引导农户减少氮肥用量31. 21 kg/hm^2,而市场化组织则会引导农户增加氮肥用量20. 18 kg/hm^2,后者仅占前者的64. 67%。②以亲戚朋友、种粮大户等社会网络为基础的非正式传播主体对农户的施肥行为产生明显作用,在空间上表现为种粮大户之间的氮肥用量存在显著的正空间相关性。③种粮大户的个人、家庭和土地等特征也是影响化肥施用的重要因素。最后本研究从发挥政府在化肥信息传播中的主导作用、规范市场化组织传播主体的行为、注重提升农户在信息传播中的主体地位以及有针对性地筛选化肥信息传播的重点对象等四个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摘要：持续稳定推进农村农户家庭增收减贫是目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需要解决的重大战略问题。本文利用江苏、江西、辽宁和重庆4省1248户农户的实地调查数据,运用工具变量法、OLS模型、分位数回归方法,分析了农地流转、劳动力转移对农户家庭收入水平、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表明,转入农地、转出农地、当地非农务工和外出非农务工对农户人均总收入水平具有正向影响,不同农地流转、劳动力转移的增收机制存在差异。同时,转入农地、当地非农务工和外出非农务工有助于缩小农户之间收入差距,而转出农地不具有缩小农户之间收入差距的作用。现阶段,农户参与农地流转和劳动力转移对改善农户家庭收入、全面实现乡村经济振兴、有效巩固农村脱贫成果具有重要积极意义。

摘要：公共政策的有效支持是引导农业经营方式转型、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保障。本文从交易费用视角,考察了农业经营方式转型过程中的公共政策支持问题,并以四川省崇州市农业转型实践为案例进行了深入剖析。研究表明:由于农业经营的不确定性增加,农业投资的资产专用性程度高,以及农业要素市场的交易频率偏低,传统农业经营方式转型面临着较高的交易费用,需要公共政策的有效支持。面对农业经营方式转型困境,崇州市不断完善公共政策支持方式,优化市场资源配置条件,实现了农业经营方式的成功转型。崇州市的经验表明:优化目标考核政策,将考核重点放在乡镇政府和村集体的“工作过程”与“服务质量”上,有利于引导基层组织开展农业经营方式创新;改进财政补贴政策,将补贴与农业经营绩效挂钩,有利于激发农业经营主体的内生动力;强化外部服务政策,建立农业全流程以及综合化服务体系,有利于引导农业要素融合与赋能农业产业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