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往研究在评价清代禁止民间习武政策时,多因循“封建统治者惧怕颠覆政权——严禁民间习武——阻碍武术发展”的解释范式而予以批判,却忽视了禁武法令中“打降”二字所隐含的另一个武术世界。厘清“打降”二字背后的史实,是理解清代禁武的关键所在。本研究在梳理清代禁武政策的基础上,从打降的产生、武艺及组织、社会危害、整肃治理等四个方面,深刻揭示清代禁止民间习武的原因。研究认为:(1)清代统治者正式干预民间习武始自雍正五年上谕的发布,此后历朝均沿袭该政策。该上谕原本无题名,其本意是“禁打降”,而非“禁武诏”或“禁武令”。“打降”最初产生于明代中后期的江南地区,是对恃武为恶的打手组织的总称。(2)雍正只能算清代首位以国法形式禁武的统治者。从明末至清初,以海瑞、于成龙为代表的江南官员早已开始治理打降。但打降屡禁不止,清代中后期逐渐进化为秘密会党并蔓延至全国。(3)学界应摒弃“封建统治者惧怕颠覆政权——严禁民间习武——阻碍武术发展”这一解释范式,清代禁止民间习武是当时部分习武群体恃武为恶的行为与统治者维持社会治安的需要相互作用的结果。

摘要：人与人、人与万物共存共荣的兼融精神,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原则;取法自然成就自我,也是中国武术文化的发生原则。但是兼融精神却不是自然产物,而是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中历经千年万年的风雨锤打,经过特定文化群体的不断实践、反省,才淬炼出的文化与实践要义。本研究基于文化人类学视角,通过对农耕和治水的批判性分析,考察这两种因素对兼融精神可能产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耕会导致道的自觉和祖先崇拜,而且祖先崇拜亦会产生历史自觉;治水过程会促进文化群体之间的交流,促使当时的精英分子产生了认知革命,最终建立了人与万物和平共存的世界观。

摘要：史料的规范运用,是保证武术史学研究成果质量的关键所在,具有知易行难的特点。为呼吁学界重视对史料的规范运用,本研究运用文献资料法,从史料考辨和史料解读两个方面,对既往“宋代禁止民间习武”论述中的史料运用情况进行再审视,指出其运用过程中存在的失范问题,为宋代政府对待民间习武态度寻求一种合理解释。研究认为,失范问题主要包括:①不重视史料考辨,将禁止民间持有兵器的史料错误理解为禁止民间习武的证据;②缺乏历史语境还原,忽视各类“禁武”诏令背后所隐含的流氓、盗匪等群体“以武犯禁”的史实;③违背客观性原则,对宋代城市武艺结社、乡兵保甲等反驳证据进行选择性忽视。研究结论:宋代并不干预普通民众为防身自卫、保家卫国而进行的习武行为,其禁止的是部分群体或组织“以武犯禁”,妨碍社会秩序的习武行为。封建政权虽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但保护社会不致在无休止的斗争中陷于毁灭也是其重要功能。当流氓、盗匪等群体“以武犯禁”,妨碍社会秩序时,无论何种性质的政权均有对其进行管制的权利和资格。

摘要：本文以学校武术教育课程思政实践路径为研究对象,分别对课程思政的内涵和当前学校武术教育课程思政教育现状进行了探讨。研究认为,学校武术教育课程思政实施路径应着手从以下4个方面实施:深刻把握课程思政内涵,及时更新教育观念;提高教师思想政治觉悟,建设高水平师资队伍;挖掘思政元素,融合设计课程思政教学内容;立足教学实际,建立课程思政评价体制。

摘要：1928年,张之江在南京创办中央国术馆后,全国各省市县相继成立国术馆。与其他省市不同,天津因其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形成河北省国术馆、天津市国术馆、天津县国术馆三家并存的局面。关于以上三家国术馆情况,以往研究虽偶有提及,但多失之简略。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以民国时期各类档案、期刊、报纸所载信息为论证依据,就以上三家国术馆的具体开设情况进行考证补遗,以期还原三家国术馆的大致历史脉络。

摘要：长期以来,健身气功教学推广主要依靠现场教学和功法视频教学两种途径。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具有健身气功锻炼意向的人群正在不断增加,特别是在进行海外教学推广时,这两种教学推广模式已经难以满足当前需求。具体表现为功法视频模式缺乏互动交流,难以调动学习者兴趣,而现场教学模式因受教学时空的影响,只能止步于现场几十人,至多几百人的授课规模。研究认为,慕课是解决当前健身气功教学推广瓶颈的有效措施,它可以从授课规模、学习时空、讲授方式、授课成本等方面弥补传统教学模式的不足,提高健身气功教学效果,推动健身气功在国内外的推广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