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长期以来,我国的法院体制及其运行机制具有严重的行政化倾向。本文从制度设计方面之缺陷、法律解释上的误区、传统政治经济体制的消极影响、思想观念上的认识偏差等角度,探讨了造成这种倾向的各种原因,以便从根本上消除法院行政化现象,确立符合司法活动本质要求的现代法院体制。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九百九十七条规定了人格权侵害禁令,系立法机关为弥补侵权法规则难以满足人格权事前防范之需的不足而设计的。基于人格权侵害禁令案件相关程序缺位的现实,应在民事诉讼视域下就该禁令具有何种程序性质进行探讨。人格权侵害禁令不同于诉前禁令、行为保全,与人身安全保护令同属于独立侵害禁令,是立法机关在借鉴人身安全保护令独立价值的基础上创设的一项新制度,应将其界定为兼具诉讼与非讼双重特点的速裁性特别救济程序。程序构建中应以“简”“速”为目的,同时兼顾对被申请人利益的保护,具体内容为:根据人格权侵害禁令类型分阶段配置程序并对紧急与通常两种侵害禁令区别适用,在通常侵害禁令的庭审中贯彻辩论原则、适用开庭审理以体现程序的公正与效率。

摘要：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修改,面临着在不同的甚至相互冲突的可选方案中加以协调和取舍的难题。实体性再审事由虽然存在认定上的一定难度,但在我国仍有继续规定的必要;将申请再审的管辖法院上提一级未必是最好的立法选择,指定再审的程序则存在一定缺陷;申请再审的期限应区分为较短的一般期间和较长的特别期间;案外人申请再审的制度很有必要,但具体规则的设计仍有必要再作完善。

摘要：原告仅以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为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以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为由否认借贷关系的存在,这是司法实践中-类颇为常见却很难处理的案件,其主要待证事实往往最终仍处于真伪不明状态.针对该类案件的证明责任分配问题,各地法院曾经存在四种不同的处理意见,最高人民法院于2015年8月6日公布的《民间借贷规定》第17条则对此作出了专门规定.但是,该条款对证明责任分配规则之设计有违证明责任分配的-般原理,不当降低了借贷事实的证明标准,混淆了附理由的否认和抗辩以及本证与反证的关系,从而造成了证明责任分配的不当,故应当对该条款予以修正.

摘要：原告仅以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为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以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为由否认借贷关系的存在,这是司法实践中一类颇为常见却很难处理的案件,其主要待证事实往往最终仍处于真伪不明状态。针对该类案件的证明责任分配问题,各地法院曾经存在四种不同的处理意见,最高人民法院于2015年8月6日公布的《民间借贷规定》第17条则对此作出了专门规定。但是,该条款对证明责任分配规则之设计有违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原理,不当降低了借贷事实的证明标准,混淆了附理由的否认和抗辩以及本证与反证的关系,从而造成了证明责任分配的不当,故应当对该条款予以修正。

摘要：新《民事证据规定》第7条第一次在司法解释层次上对限制自认作出规定,这是司法机关为回应审判实践之需而设计的。实证数据和个案分析表明,限制自认表现样态复杂多样,因其适用牵扯到裁量权的掌控驾驭,“错识”与“同案异判”现象频发。合理规制限制自认应当在明晰其表现样态的基础上尽力满足法律调整精确的需要。申言之,部分自认样态与“一致陈述+抗辩事实”样态应适用形式化判定模式,“一致陈述+另一相关事实”样态则适用裁量化判定模式,“部分自认+附加事实”样态则根据“附加事实”之性质确定适用模式。同时,为进一步促进自认的制度化发展,自认效力的重心应回归“审判排除效”。

摘要：《民事诉讼法》第133条第1项规定的诉讼程序向督促程序转换机制,其立法旨趣在于,使符合督促程序适用条件的案件,尽量以督促程序解决,避免以诉讼程序处理此类案件所造成的不经济。然而,该机制在实务中极少适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立法的预设目标,其程序转换的顺序亦违背民事诉讼的审判逻辑,并且因欠缺具体的制度设计而存在难以克服的运行障碍。整体而言,诉讼程序向督促程序转换机制属于欠缺基本原理支撑的"政策性"程序改革。为促成"遵循司法规律推进繁简分流"之落实,可重新解读第133条第1项的规定,将"转入督促程序"的时间节点提前至立案环节;同时,可借鉴舍弃、认诺制度及简易判决制度,扩充没有实质争议案件的解决途径。

摘要：在小额速裁程序的试点过程中,存在受理案件类型单一、调撤率过高,以及当事人对小额诉讼程序选择的积极性不高等问题,而2012年修正的《民事诉讼法》绝对化地规定对小额案件实行一审终审,这一制度设计将不利于充分、平等地保障当事人权利,且会使程序的正当性基础不牢。借鉴域外的经验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对小额诉讼案件实行简易的二审终审制并辅以假执行程序之制度设计,不失为一种合理的改进对策。

摘要：《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中对于证据种类的规定不够科学;申请保全时申请人提供担保的数额之规定模糊不清;关于当事人起诉到法院的民事纠纷予以先行调解的规定缺乏必要的程序性规范;起诉状中应记明的事项增加了"身份号码"之规定会造成实践中的起诉难;未将立案程序中的"实质审查制"改为"立案登记制"不利于当事人的诉权保障;小额案件一审终审制的设计具有不合理性;可提起民事抗诉的裁定之范围应当予以明确。

摘要：小额速裁程序的试点过程中出现了受理案件类型单一、调撤率过高和当事人对小额诉讼程序选择的积极性不高等问题,而最近修改的《民事诉讼法》并没有在总结各地试点经验的基础上科学、合理地设计小额诉讼程序,反而绝对化地规定对小额案件实行一审终审。这一制度设计有违当事人权利保障的充分性、平等性,且程序的正当性基础不牢。借鉴域外的经验并考虑我国的实际情况,小额诉讼案件实行简易的二审终审制并辅以假执行程序之制度设计不失为一种合理的改进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