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以2009-2021年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系统考察机构投资者持股对公司ESG表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有助于提升公司ESG表现,并且主要通过促进公司绿色创新、培育公司伦理文化和增强公司内部控制质量这三条路径发挥作用;压力抵制型和稳定型机构投资者持股均有助于提升公司ESG表现,而压力敏感型和交易型机构投资者持股反而会产生相反的作用甚至不发挥作用;公司ESG表现提升会降低公司融资约束、代理成本和经营风险,提升公司风险承担水平和未来绩效。

摘要：全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是我国经济社会实现绿色转型的重要环节,文章基于2007—2014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与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的匹配合并样本,实证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降低制造业企业的污染排放强度,该结论在一系列检验下依然稳健;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推动绿色技术进步、提升管理效率这两类渠道来改善企业的环境绩效;异质性分析显示,数字化转型的降污减排效应在高科技属性、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以及位于东部地区的上市企业中更为明显;此外,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数字技术的应用有利于降低企业的污染排放,前端治理在数字化转型助推企业二氧化硫减排过程中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研究有助于深化对数字化赋能企业降污减排的作用效应机制的认知,为我国探寻制造业绿色转型发展新路径提供学理依据及决策参考。

摘要：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的背景下,如何纾解疫情不利冲击以推动国际贸易步入复苏的快车道,已成为当前国际社会亟需共同应对的重大议题。本文基于跨国月度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贸易的冲击影响及作用机制,并在一般均衡条件下探析其贸易福利效应。研究发现,新冠肺炎疫情对跨国进、出口贸易活动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基于进、出口方双边层面的关税等价转换结果来看,疫情所引致的进、出口贸易遏制效应分别相当于加征0.175%~5.913%、0.186%~6.275%幅度的关税;作用机制检验表明,新冠肺炎疫情主要通过加剧供需端冲击、引发贸易壁垒、催生不确定性风险等渠道对全球贸易造成负面影响;基于一般均衡贸易影响(General Equilibrium Trade Impact,简称"GETI")框架的反事实分析显示,消除新冠肺炎疫情在跨国范围内能够带来0.3%~3.48%不等的贸易福利改善效应,中等收入经济体从中获得的贸易收益略大于高收入经济体。本文有助于丰富和拓展流行病学、国际经济学等交叉领域的研究内涵,同时对于后疫情时代的全球经济、卫生治理亦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意义。

摘要：产业链“链长制”作为地方主导型产业政策的创新形态,是我国推动产业链现代化的重要机制,其能否以及如何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亟待研究。文章基于2011—2021年我国省级层面的平衡面板数据,运用多时点倍差法模型实证检验了产业链“链长制”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发现,实施产业链“链长制”能够有效带动省级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基于不同方法和策略而开展的稳健性估计均验证该促进效应的存在。作用机制检验显示,改善资源错配是产业链“链长制”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途径。异质性分析表明,产业链“链长制”对新质生产力的促发展效应在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中更为显著。上述研究结论有助于丰富地方主导型产业政策、新质生产力的相关研究,这对于我国深入推进产业链“链长制”以加快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摘要：本文构建混合寡头市场模型并以我国上市公司2003-2015年的数据为样本,对政府补助如何影响高管薪酬及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这一问题进行理论与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政府补助会显著提升混合所有制企业和民营企业的高管薪酬,但会降低混合所有制企业和民营企业的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进一步研究发现,相比于混合所有制企业,民营企业的高管具有更加强烈的薪酬辩护动机和需求。本文初步实现了产业组织理论与公司金融理论交叉领域的研究,弥补了既有文献普遍缺乏理论模型的研究局限,对政府部门分配政府补助资源、制定相关监督政策以及企业内部强化制度建设、完善高管薪酬契约设计等均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价值。

摘要：民营企业实际控制人的境外居留权特征是近年来行为公司金融领域的研究热点。本文以2003~2021年我国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了实际控制人境外居留权与高管超额薪酬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实际控制人取得境外居留权会明显促使公司内部的高管获得超额薪酬。本文进一步研究发现:拥有境外居留权的实际控制人更热衷于掏空,且掏空在两者关系中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此外,无论实际控制人是否兼任高管,其境外居留权都会促使高管获得超额薪酬,且这种正向作用在实际控制人可永久居留的国家或地区未与我国签署引渡条约以及公司治理较差的公司中更加明显;与此同时,高管存在通过提高薪酬—业绩敏感性为自己获得超额薪酬进行“结果正当性”的辩护行为。本文的研究结论拓展了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境外居留权和高管超额薪酬的相关研究,并为民营上市公司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进而推动民营经济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

摘要：在“大智移云物区”的时代背景下,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完善公司治理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但鲜有文献深入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否有效约束高管获取超额薪酬的机会主义行为。对此,本文结合2009~2021年沪深A股主板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系统考察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高管超额薪酬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抑制高管获取超额薪酬,并且主要通过提高信息透明度和吸引外部投资者关注来发挥作用;进一步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高管超额薪酬的抑制效应在非国有控股、未投保董责险、处于成长期和成熟期等类型的公司中更明显;经济后果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抑制高管超额薪酬进而提升了公司价值。本文从高管超额薪酬的视角探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拓展了相关领域的研究,为数字技术赋能公司治理的完善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