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清末法部与大理院分司职掌起,近代司法行政机关监督权体系开始形成。这一监督体系以法部及其直接管辖的提法司、检察厅为中心,以“审判监督权”(对民刑案件的监督)和“司法行政监督权”(对审判人员等监督)为主要内容,由《法部官制》《法院编制法》等法律法规加以确认。在提法司和检察厅的辅助下,法部通过“直达式”(直接监督)和“总汇式”(间接监督)两种途径,监督各级审判活动;以“分任制”为基础,法部赋予提法司及各级审检机关长官监督权,对经费、人事、区划等问题加以监督。各级司法行政机关不仅是司法行政事务的管理机关,也是审判活动的监督机关。由司法行政机关掌握监督权,既受刑部“部权特重”的制度惯性影响,也有皇权借助法部控制司法权的考虑。清末司法行政机关监督模式对民国时期司法监督制度产生了深刻影响。

摘要：近代检察制度自1907年确立以来，质疑呼声与日俱增并最终汇集成为民国废检思潮，检察制度面临严重危机。废检思潮所指向的检察制度自身弊端仅仅是检察危机产生的表象原因，而其深层原因则源于检察制度运行困境与司法改良困境（改良成本困境与体制规划困境）之间的互动影响。基于“检察危机”的成因分析，结合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决定对司法体制改革与检察制度改革的设计，应当从“权利一权力”与“顶层设计”两个方面汲取民国检察危机的经验教训。

摘要：1931年武汉水灾发生后,陆海空军总司令行营下达训令,成立武汉地方救灾应急的协调机构——武汉防险事务处,灾中治安事宜均由武汉警备司令部处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夏斗寅领导的武汉警备司令部获取灾害中治安应急管理的首要主体资格,并享有节制调遣警备区内军警的权力。针对难民收容与交通管制中的匪徒防治问题,武汉警备司令部下达治安布告,加强严密清查;针对危害他人生命权与财产权的不法匪盗,则由武汉警备司令调度军警予以缉拿,并交司令部军法处进行特殊审判。武汉警备司令统筹指挥的“军-警”治安应急机制,在武汉特大水灾中发挥了稳定社会秩序的治安效能。但是,此种过分依赖特别机关与特别法制的应急模式,也反映出南京国民政府紧急状态常规立法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