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慧远文学创作虽以阐发佛理为核心,却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及很大的文学史意义。其山水散文由园林走向山川,或描摹山水之色,理蕴象外;或阐释佛教之理,理生于象,确立了山水散文的文体范式。其山水诗以超兴融入理感,或偏重取象,因象说理,理境圆融;或偏重取境,因理生兴,理趣并生,拓展了玄言山水的诗歌境界。其佛教韵文由说理转为造境,其铭空灵窅渺,象境一如;颂赞佛德,理超象外;偈赞则善用比兴,以象说理,创新了佛教韵文的艺术表达。诸体文学虽各有不同,然皆将论体艺术引入文学创作,语言富赡而简约,“质文有体”,音义两洽;结构腾挪而连贯,“义无所越”,因象即理;风格绮丽而雅淡,境界空灵,汪洋恢弘,从而形成独特的审美风格。

摘要：慧远通过论述禅与智的心理认知、神与兴的情理演变、实与虚的艺术表达和丽与趣的境界生成,阐释了由主体到主体之于对象、再由客体到客体之于主体的主客之间双向互动的两层审美关系。前一层以“禅静智照”“反本求宗”描述主体的心理特点及观照方式,揭示了“心理意象”的生成;再以“神”“冥神”“畅神”及“兴”“开兴”“理兴”,描述主体与客体发生审美关联时的双向互动,揭示了“前文本意象”的生成。后一层以“有”“无”的二元存在为理论逻辑,以“有待”“无待”、“有间”“无间”的主客关系为哲学基点,通过论述文学艺术的实与虚、文与意、象与情,揭示了文本意象及其意义的生成;再以“神遇”“神游”“冥神绝境”及“神变”“神理”“以之穷神”,描述对象与主体发生审美关联时的双向互动,揭示了文本境界的生成。四点两层,建构了一个完整的佛教美学理论体系。

摘要：从论辩过程看,《声无哀乐论》由“声比成音”“声音和比”到“声无哀乐”逐层展开“辩名析理”。连诘难者也承认,所“比”之“声”如果不规则,与未“比”之“声”一样不带有情感。而规则之声,根据实用需要往往“举一名以摽(标)识”,“声”是对称信息的信码;而立足于审美需要则“有自然之和而无系于人情”,“声”又成了应和情感的介质。显然,“声”或引发情感,或对称信息,而本身并无哀乐。《声无哀乐论》在界分“声”“音”“乐”的“辩名”基础上,以“乐声”为论辩焦点,以“推类”“求故”等为“析理”方法,逻辑严谨、哲思精邃:由“先王用乐”的“声”“乐”混融推演到魏晋时代的“乐”“礼”分野,表征魏晋音乐的艺术自觉;借“丝竹陶写”的生活空间建构,又凸显魏晋士人“游心太玄”的诗性生活追求,达成了哲学精神的升扬。

摘要：学界对题画诗的产生源头一直争论不休,对先唐题画诗之研究反而十分薄弱。题画诗的产生,在图文形式上,与图赞的兴起密切相关;在图文本质上,又与“诗意画”“文意画”的兴起密切相关。然而,真正意义上的题画“诗”则产生于东晋,以桃叶和支遁诗为起点。在题材内容上,由于团扇、屏风的流行以及咏物诗的发达,先唐题画诗亦以团扇画、屏风画为主要审美对象;在诗画关系上,诗画相应、诗画相生、诗画异质是先唐题画诗的基本书写形态;在表现主体上,先唐题画诗从“人物山水”到“山水人物”的发展嬗变,与这一历史时期的绘画嬗变轨迹表现出发展的同步性。

摘要：《声无哀乐论》是嵇康表达其玄学与美学思想的代表作品。从表层看，它是一篇论述音乐的文章，主要探讨两个方面的问题：“音乐之体”——艺术的本原；“声无哀乐”——艺术与情感。从深层看，它又是一篇富有极强……

摘要：西晋是建安之后第一个辞赋繁荣时期,陆机是西晋赋家中最为优秀的作家之一。就题旨论,体物言志是陆机小赋斑斓艺术世界的底色,然其状物昭晰切状,其言志所表现的覆国亡家之余对仕隐、乡情、生命的独特感受,具有强烈的主体色调。就艺术论,情与物、心与物、理与境——三组二元相生的关系,形成陆赋独特的抒情方式。就语言论,文辞清丽,音韵疏亮,是陆赋语言的基本风格。

摘要：东晋慧远不仅以自觉的审美态度研究佛教,其佛学著述充满了浓郁的审美之思;而且拓展了支遁所发轫的"佛教山水"美学,以佛教的情怀圆照山水与艺术,在中国佛教美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以"神趣"说为核心,以"神"、"兴"、"情"、"理"、"丽"、"趣"、"味"、"境"为构成要素的系列美学范畴,从而使佛理与审美圆融泯合。其美学思想的形成标志着中国佛教美学的深化与成熟,并深刻影响了山水美学的基本品格。

摘要：魏晋以降,随着文学的自觉,经学与文学分野。然而,文章渊源于五经,仍然是时代普遍的文学观念。因此,经学诗性思维的审美特质也影响了魏晋诗学理论及其诗歌创作的话语方式。依经取义的内容表达,讽颂美刺的功能表达,引类譬喻的艺术表达,是魏晋诗学最基本的话语方式。这种话语方式,直接渊源于《诗》学,然又汲取了《易》学的"象意"说,融合了汉代《楚辞》学。这说明魏晋的思想解放与文学自觉都是相对的,而接受传统、整合提升则是主流。过去的思想史、文学史似乎都把魏晋的思想解放、文学自觉强调过了头,反而部分地遮蔽了历史真实。

摘要：对于陆机拟乐府,历来议论蜂起。虽然褒之者不乏其人,贬之者却甚嚣尘上。步趋前人,复少创新,语不妥溜,繁缛涂泽,缺少性情而“均无足观”,几乎成为一种主流评价倾向。这就遮蔽了士衡拟乐府所蕴涵的主体情性和审美价值,影响了陆机诗歌的文学史定位,因此必须重新加以审视。如若深入研究陆机拟乐府,必须始终抓住一个基本点:拟乐府与所拟对象的因革关系;具体分析三个层面:模拟对象的审美选择、抒写情感的主体特征、审美艺术的别构一体。从汲取与扬弃的二元关系上,揭示其文学史意义。

摘要：经学与魏晋诗学的关系,主要表现在儒家经典诗学对魏晋诗学的深刻影响以及魏晋诗学对儒家经典诗学的重新阐释上,二者形成了一种生生互证的关系。魏晋诗学无论是以宗经为核心的社会价值论,以尚德为核心的主体价值论,还是文质为核心的审美构成论,以雅颂为核心的审美范式论,都直接接受了儒家经典诗学的影响。然而,魏晋诗学的价值观念、理论形态、审美风尚又都渗透着特定时代多元文化的因子,如援道入儒的思想倾向,艺术创新的审美追求,《诗》《骚》并重的审美取向等,这使得魏晋诗学在对前代诗学的因袭中又投映着"人的觉醒"和"文的自觉"的时代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