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于中国绘画史或美学史来讲,历史被解释的过程也往往存在被价值重塑的痕迹。有关中国古代山水画之起源,从史料看,它萌芽于上古时期对国家地理山川的实景图绘,即地图。至魏晋以降,它获得独立审美品格,但一直到宋元文人山水兴起之先,它依然维持着"写实"和"图真"的主导性。只不过,受中国哲学的浸润,此时的"写实"与"图真",已非仅停留于对山水外形的描摹,而是深入进逼到以彰显自然山水的蓬勃生机和内在精神气韵为旨归,即"物意"或"物道",方式则是"以形媚道"。之后,禅宗思想的渗透,宋元文人画的兴起,彻底将彰显"物意"转换成主观化"心意",使其沦为"心灵表象"。至明末,董其昌等人提出"画分南北"论,更将文人画拔高为中国艺术"正宗",重塑了后人对整个画史的理解,并生成了一定负面效应。

摘要：理论的价值往往在于对既有理论形成新的阐释和做出必要的反思。自近代以来,因受德国古典美学和启蒙史观的影响,美学史的研究很大程度上被视为人之精神自由的解放史。它以审美无利害为基准,将美学研究对象限定在美和艺术之内,尤其体现在黑格尔美学体系中。

摘要：受美学传统研究范式的局限,时间问题长期处于物候学、哲学乃至历法学的研究视域,但在中国古代,它却是一个重要的美学命题。中国美学是传统农耕文明的产物,农作物生长与四季变化的紧密关联,使其对时间有着强烈体认。从文献看,中国古代时间意识主要萌芽于对天象运移与物候变迁的直观体会,最终以二十四节气、"岁时""月令"的模式,将自然现象和人事活动无限囊括。这种制度性的时间范式规划了人对宇宙、自然、社会的审美活动,同时又将四时与阴阳五行、五方、五色、五味、五音、十二音律等诸多元素进行想象性、情感化的配置,进一步拓展了时间意识成为美学问题的张力,使其饱含感性与理性,具象与抽象,诗性与哲理等多重审美意蕴。

摘要：“图真”观念在中国古代绘画理论中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和命题,具有纵贯性和漫溢性。五代介于唐宋之间,是中国古代绘画艺术由中古向近古转进的重要发展期,其画学、画作的主导观念是“图真”,非后人所谓“主观心意”的完全流露与表达。无论在人物还是花鸟、山水的画作中皆可见出五代绘画对“物意真态”与“风神情韵”的展露,它实与中国艺术哲学自身对“真”观念的独特理解有着重要关系,即重视“道性”“气韵”“生命”之真。这一观念背后实质暗含的是一种“天人同构”的思想底蕴和艺术追求,从根基上预设了中国画独特的“视觉呈现”“空间结构”与“艺术境界”。理解这一层面,它也是重新管窥和反思唐宋绘画美学缘何演进中一个不可阙如的环节。

摘要：“仪式”在民族文化生成谱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同样它也是一道重要的美学命题。以道教斋醮科仪为例:其一,在形式上,具有“演剧”性质(即“人演神的剧”),满足了美学作为感性学的学科界定以及能从仪式中获得优美(或崇高)的情感体验;其二,内容上,它融合诗文、音乐、舞蹈等艺术手段,达至娱神消灾的伦理目的,拓展了美学研究内涵;其三,观念上,斋醮仪式进行过程中,所涉服饰法器、道场布景、符篆隐语,皆有象征寓意,合构诠释了“得道成仙”“济度重生”的哲学观念,于日常生活之外重构了一种独特人文时空和精神场域。将“仪式”作为“典礼艺术”而重新纳入美学研究范围,有助于拓展美学边界,激活传统资源,重建“仪式美学”新理论,形成美学研究的新增点长。

摘要：隋唐时期国家选官制度的变化,科举取士的发明,使艺术与政治的关系逐步被赋予了制度形式,它对理解唐代美学(艺术)产生了一些重要影响。一方面,科举制为寒门学子提供了晋身通道,从而造就了积极进取的“新士人群体”,参与了新制度和新秩序的建构,为唐代社会注入了昂扬向上的新活力,成为奠定“盛唐气象”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因子。另一方面,因发明“诗赋取士”,国家设立书学博士,选官任用讲究“身言书判”,其以制度参与和利禄诱导的方式直接刺激和推动着唐代诗文与书法艺术的创作及文人对相关理论的提纯与总结,并间接影响其他门类艺术美学的发展。其中,制度的规约性、诱导性、刺激性,以及通过制度背景所确立的巨大“功名场域”和“文艺场域”,是解开科举制与唐代美学缘何发生关系这一问题的关键。

摘要：唐宋之间是中国文化的变革期,也是中国书法从"尚法"向"尚意"转变的时期。若要完整理解这一艺术转变的动因和过程,五代是不可阙如的环节。从书法史看,五代十国书家峰起,除杨凝式外,郭忠恕、李鹗、王文秉、韦庄、李煜、徐铉、钱镠、钱俶以及僧人贯休、齐己、彦修、昙域、应之等均以书名世。其中,受禅宗思想影响,这一时代的书僧群体提出"心为书源"的理论,以杨凝式为代表的士人群体则自觉革新书风,为宋代"尚意"书风的形成做了前期准备。同时,杨凝式因书技上习得"二王颜柳"之髓,书道上诠释"书品即人品"的理想价值观,书境中融入禅机理趣,与宋人重视书品、人品以及欲"引禅入书""论艺通禅"开启"尚意"新风的时代诉求高度契合,而备受宋书家的推崇。就此而言,五代既是唐宋书风之变的必要过渡,又是将两者联系为一个整体的节点。

摘要："赤子之心"作为本土语境下的一种生存智慧,备受历代哲人的推崇。它的基本内涵是顺乎天理、合于自然、纯一无伪、自由自在。这与休闲美学所追求的境界有了某种本质性的契合,呈现出重要的休闲审美境界:顺乎天理与合于自然的"顺生"境界;纯一无伪与玩物适情的"真我"境界;自我创造与自得其乐的"艺术心"境界。时下,休闲活动理应呼吁一颗"赤子""婴儿"般的审美心境,避免因盲目休闲而造成的人性异化,提倡健康合理化的休闲方式,使本真休闲的价值在都市化的境遇中得到彰显。

摘要：“图真”观念在中国古代绘画语系中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命题,它不仅对内涉及如何理解中国绘画本质的问题,对外也是廓清中国画异于西洋画之独特性的“节点”。但长期以来,因受诸多因素之影响,学人对这一观念的理解存在着多元含混与语意模糊的特点。事实上,因受中国传统哲学浸润而生成的绘画“图真”观,它已非西方语境下的客观、外形摹仿之“真”,而是更多地指向展露一种活跃于万物之中绝对而又本源性的“生命”之真、“气韵”之真,暗含着一种“天人同构”的思想底蕴和艺术追求,从根基上预设了绘画中的“视觉呈现“”空间结构”与“艺术境界”。“图真”观念在汉唐绘画创作实践中是有贯彻的,并随着绘画技法的高度成熟,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的演变过程。至晚唐五代,荆浩结合自家创作实践,正式提出了“度物象而取其真”以及绘画“六要“”四品“”四势“”二病”之说,囊括了绘画本体、笔墨技法、品鉴原则、绘画功用等,从而形成了第一个相对系统化的“图真”理论体系,开启后世创作“师法“”摹写”与“阐释”的典范。

摘要：唐寅作为我国明代著名的书画家、诗人,常以诗画为载体,表露对休闲问题的独到体悟与诸多见解。其作品中蕴含了以"闲"为本体的价值观;表达了其游览于名山胜水、憩息于百花之味、沉醉于丹青之妙、豪饮于杜康之快的休闲功夫;通过对情性的自由释放,舒扬自我,再经过"六如"禅境,觉悟人生,最终达到"万物一体"超然自得的最高休闲审美之境。这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我国传统的休闲审美思想,对于构建当代休闲社会、丰富休闲文化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