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爲著名歷史學家和敦煌學家的向達與著名畫家的張大千,由於敦煌而結緣並結怨。1942年,向達因參加西北史地考察團到達敦煌,此前張大千已率親友在敦煌臨摹壁畫。由於對敦煌石窟藝術保護、研究、臨摹的不同看法和態度,雙方發生了矛盾。向達在1942年12月的《大公報》上發表了《論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以及其他連帶的幾個問題》,對張大千在敦煌的行爲作了批評和指責。向與張的矛盾或衝突,首先是是非之爭,即張大千在臨摹壁畫時對敦煌藝術的破壞,作爲學者的向達要保護敦煌,反對、制止這種破壞。其次,也有考察期間經濟、生活等特殊情況的因素,同時還應該是學術觀念之爭。他們之間的學術之爭,涉及了當時的學術理念、生活狀態、學術團體與個人、學界與政界的關係。

摘要：在抗戰進入關鍵時期的1941年10月,國民政府監察院長于右任在敦煌考察時,就提出了成立敦煌藝術學院的計劃,並提交了議案。1942年1月12日,國民政府批准了于右任的提議,決定成立敦煌藝術研究所。在教育部長陳立夫和于右任的籌劃下,1942年9月組建了由高一涵、常書鴻等組成的籌備委員會。1943年1月18日,教育部正式公布了籌備委員會名單,並派常書鴻赴敦煌工作。經過一年的艱苦努力和積極籌備,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於1944年1月1日正式成立,常書鴻任所長,標誌着敦煌石窟文物保護、研究和管理一個新時代的開始。

摘要：在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初期的1944年4月,常书鸿所长就决定创办研究所的所刊——《敦煌艺术》学报,并向研究所所属设计委员会委员发出征稿函,计划于1945年1月出版第1期。1944年8月23日,常书鸿向主管单位教育部上书申请出版经费。1945年4月,《敦煌艺术》学报交付重庆的“说文月刊社”,但到1946年还未能出版,再加上其间研究所变更管理单位等原因,编印中的《敦煌艺术》学报第1期胎死腹中。1980年段文杰主持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后,即提出创办研究所的所刊《敦煌研究》,并于1981年出版了试刊第1期,1983年出版了创刊号。由于《敦煌研究》面向全国、放眼世界的定位,在国际上享有崇高的声誉。创刊40年来,几乎囊括了社科刊物的所有荣誉和奖项,这可能在全国的期刊界是绝无仅有的,值得总结和探讨。

摘要：尊敬的樊院长、各位同仁:大家好!非常感谢敦煌研究院及赵声良院长邀请我参加本次研讨会。我看到会议邀请函中说"大力弘扬敦煌文化,讲好敦煌故事,努力把敦煌研究院建设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和敦煌学研究的高地",由于我近年主要从事敦煌学学术史的研究,也阅读了一些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材料,因而围绕这一问题,以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为例,谈谈自己的想法,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

摘要：孙儒先生的口述史《菩提树下》,既是70年来孙先生敦煌石窟保护和研究工作的真实记录,又从一个侧面展现了敦煌研究院70年学术发展的丰富内容。如1950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1958年由国家文物局管理变更为甘肃省管理、60年代初常书鸿任兰州艺术学院院长兼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等,都是敦煌研究院院史的珍贵史料。50年代初炳灵寺石窟的考察、60年代前期莫高窟的加固工程、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学术活动和敦煌壁画颜料问题的探索、80年代初中央经费的下拨等,孙先生都是亲身经历者或者就是当事人。他的口述提供了许多敦煌研究院院史和当代中国敦煌学学术史的重要信息,值得重视。

摘要：立于元顺帝至正八年(1348)的《莫高窟六字真言碣》,由于具梵文、藏文、八思巴文、回鹘文、西夏文、汉文六种文字于一体,世所罕见,体积又小,便于携带和收藏,故其拓片不仅是文人间收藏、赠送的佳品,也是到敦煌的游客乐于购买、收藏和赠送的纪念品。但由于该碣石质松脆,不宜多拓。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之初,就于1944年1月制订了管理办法,规定今后不得自行拓印,由研究所每月拓印50张出售。由于拓片出售有较高的利益,敦煌县参议会就想争夺保管权,并于1948年12月1日向敦煌县政府呈送了要求收回“真言碣”的提案。敦煌县长鲁玲对参议会的提案并未支持,只是给研究所发函转达参议会的意见。研究所给敦煌县的复函中明确表示不能移交保管权。同时于1949年3月18日向教育部作了专题报告。由于解放战争即将结束,国民政府各机构的办事效率已大不如前。直到1949年6月2日,教育部才在广州向敦煌艺术研究所发出了妥为保管的“指令”。碣石也就一直由敦煌艺术研究所(敦煌研究院)保存。

摘要：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敦煌学复苏中,石窟艺术是敦煌文物研究所的优势和专长,敦煌历史文献研究的重镇以几所高校为主,敦煌文学研究的力量则比较分散,没有形成公认的团队优势。甘肃省宣传文化系统紧紧抓住这一机遇,为了推进敦煌文学研究,支持甘肃省社会科学院于1982年主办了敦煌文学研究座谈会,走在了时代的前列,引领了时代的潮流。座谈会的召开,既是为了回应“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的传说,又是敦煌学蓬勃发展的产物。座谈会代表了当时国内敦煌文学研究的最高水平,对推动全国性学术团体的建立,团结全国敦煌文学的研究者,凝聚甘肃敦煌文学的研究队伍,都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对推动敦煌学的发展,繁荣甘肃的敦煌文学,具有重要的意义。

摘要：一、敦煌学的产生及其在我国的初步发展敦煌学的产生,已有80多年的历史了。回顾80年的历程,可将我国敦煌学的发展划分为两个时期:从1909年起,直到“文化大革命”前,是敦煌学的产生,创业及其初步发展阶段;80年代则是蓬勃发展、繁荣昌盛的黄金时代。下面先就第一阶段的情况加以探讨。1、从史的角度考察敦煌学之产生我们把1909年定为中国敦煌学的起点,并不意味着我国学者在此之前没有注意到敦煌。事实上,早在藏经洞发现以前,我国学者就已注意到千佛洞,并作了记载。1900年藏经洞被发现后,1902年,金石学家、甘肃学台叶昌炽就通过敦煌县令汪宗瀚,得到了藏经洞发现的一些文物。他在《语石》卷一《吐蕃一则》中说:汪宗瀚“先后寄贻宋乾德六年水月观音画像,写经卷子本,梵叶本各二。笔画古拙,确为唐经生体,与东瀛海舶本无异”。他还在其《缘督庐日记》中详细记载了有关情况,并曾建议将藏经洞发现的全部遗书运至兰州保管。1909年秋,法人伯希和盗劫敦煌遗书之后,曾在北京给罗振玉、蒋伯斧,王国维等人看了一部分敦煌遗书,并送给罗振玉一些敦煌遗书照片。

摘要：敦煌研究院院长段文杰为敦煌研究院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并开创了"段文杰时代"。作为敦煌艺术研究者,他在敦煌艺术研究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段文杰不仅为奋起夺回敦煌学中心呐喊呼吁,而且还特别注重敦煌研究院院史和敦煌学学术史的编写,并身体力行,做了许多具体的工作。本文转录了新公布的6封段文杰给王子云、何正璜夫妇的信件,从中看到段先生对院史和学术史编写的构想和计划,请求王子云夫妇将《莫高窟全图》赠送研究院,并写文章表彰王子云于20世纪40年代初率团考察敦煌、临摹壁画、进行敦煌艺展的功绩和贡献。

摘要：1900年,在敦煌藏经洞发现了五六万卷的文献,并由此产生了一门新的学问——敦煌学。敦煌藏经洞虽然发现于1900年,但作为一门学科的敦煌学则是从1909年开始的。产生于20世纪初的敦煌学,已经有了百年的历史。近百年来,尤其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敦煌学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了对百年敦煌学研究进行学术史总结,找出经验教训,对敦煌学研究现状进行评析,对敦煌学今后研究方向进行展望,我们邀请在国际学术界有影响的敦煌学家,以百年敦煌学术史为主组织了本组笔谈。其中,柴剑虹先生提出要注重敦煌学的学术背景与学术关联,应特别关注与西域、中亚、印度密切相关的一些学问,诸如藏学、吐鲁番学、西夏学、于阗学、丝路学等。王素先生从本人研究工作的实践中认识到,敦煌文献的调查仍须继续推进,敦煌文献的公布还须再接再厉,敦煌学的学术史应进行系统清理。据方广锠先生的统计,世界各国所藏敦煌遗书,汉文部分总计大约是58000号,并根据其长期对敦煌文献的研究指出,敦煌遗书具有文物研究价值、文献研究价值和文字研究价值。郑阿财先生以敦煌文学的研究为例,探讨了敦煌文学对中国文学研究的拓展,并展望了未来的发展。刘进宝先生提出要加强对敦煌研究院院史的研究,并应全面了解利用各个时期的档案资料和报刊报道资料,抢救保存并利用有关人员特别是敦煌研究院老一辈研究专家的回忆录、录音和录像等资料。王冀青先生则研究了敦煌学术史的一个具体问题,即廷栋旧藏敦煌写经入藏的时间是在1908年他就任安肃道道台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