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乐器是“人的延伸”,口传性是传统器乐的基本属性。为此,对非“书面—乐谱”存承的少数民族传统器乐而言,“表演”既是奏乐过程,亦是创乐过程,故“表演”应成为传统器乐研究的中心词。少数民族社会文化中的器乐通过其表演,与他们所生存的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相连,并在音乐生活中往往与其他地方音乐表现形式同构为一体,成为地方音乐整体的组成部分。在传统器乐的基本属性中,物质的器与非物质的曲目、奏技、风格构成四层关联整体。民族器乐的现代化,便是其舞台化、专业化过程,它造就了一件乐器的传统与现代两张面孔,两者之间充溢着涉及传承、改革、消亡、创新、发明等命题。少数民族器乐研究,既要关注传统的这一面,亦要重视现代的那一面,更要重点关注两者间的关联,尤其要重视传统在当代表演实践中的变迁,并对传统器乐在当代非遗领域和舞台实践中的复兴、再演释及其内因和外因进行深入研究。

摘要：本文从呼麦的申遗情况探讨呼麦的定义。根据呼麦在中国内蒙古、新疆地区的传承情况与蒙古国传承情况,结合学界对呼麦的论争与研究,提出作者对呼麦相关概念的界定。

摘要：“潮尔-呼麦”体系声部机理由一个持续低音声部和一个旋律声部构成,是蒙古族多声音乐的基本模式。这一基本模式既有人声、器声的独立体裁,又有人器声混合模式的附着形态。呼麦是独立体裁的代表。准确认识呼麦的特征、了解其存在的多种形式、把握表现形式之间的联系与差异性,是呼麦非遗保护工作的关键。

摘要：2010年11月27日晚，在内蒙古乌兰恰特大剧院举办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主办，内蒙古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内蒙古音乐家协会、内蒙古电视台承办，内蒙古广播电影电视局、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内蒙古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协办的“难忘的歌——阿拉腾奥勒作品音乐会”。音乐会由姜金一担任乐队指挥，来自内蒙古歌舞剧院、内蒙古广播电视艺术团、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内蒙古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等单位的二百余名演员参加了演出。内蒙古自治区内外的文化、艺术、教育、广电等部门的领导以及文化艺术界人士、青年学子一千三百余人观看了演出。

摘要：蒙古族宴歌包括起宴歌、节段歌、终宴歌、“图日勒格”等部分,不同地区都有自己规定的宴歌曲目,在宴礼当中按照一定的习俗程序来演唱。宴歌演唱习俗具有社会与礼俗的双重表现。宴歌的礼俗意义存在于礼俗角色之间的结构性关系之中,宴歌的功能通过宴礼中的礼俗角色之间互动行为而发生。在蒙古族宴礼中,宴歌和非宴歌是相对存在的两个范畴,它们与蒙古族传统的礼俗观念相联结。能否作为宴歌,取决于歌曲的内容形式,更重要的是在宴礼中的功能和意义以及传统的音乐价值观所决定,而这种音乐价值观则是在人们长期的礼俗生活实践中建构起来的。长调是蒙古族传统宴歌的典型形式,但是宴歌不等于长调,二者属于不同的民间分类范畴。

摘要：由一个持续低音声部和一个旋律声部构成的"潮尔—呼麦"体系声部机理,是蒙古族多声音乐的基本模式。这一基本模式既有独立体裁的,亦有附着形态的;有人声的、器声的以及人器声混合的。呼麦是其中之一。对呼麦属性特征的认识和对其各种存在状况的了解,以及对呼麦与"潮尔—呼麦"体系各种表现形式之间联系与差别的把握,是呼麦非遗保护工作的关键。

摘要：本文从胡尔奇的口头演述出发,对近代科尔沁说唱艺术中的唱腔与乐器伴奏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探讨,其中包括“艾”、“索拉艾”等不同类型的唱腔与胡琴伴奏之间的适配关系,并提出“认弦”的概念,以揭示胡尔奇口头演述中胡琴的空弦音与唱腔风格之间的相互规定作用。

摘要：史诗般的历史造就了永儒布传奇似的人生,对传统精神的精确把握和传统风格的自如运用构筑了他音乐作品的独特品质,使他在20世纪末的蒙古族音乐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如此的耀眼夺目。如果一名艺术家的个人风格,对于一个群体的、时代的艺术风格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意义,并对后者具有向导性作用时,这位艺术家在该传统中所扮演的角色显得尤其重要——永儒布正是如此。挥洒自如、不拘一格的手法贯穿起传统与现代,使永儒布的作品总是洋溢着新颖别致、自然大方的独特气质;深邃的思想内涵和博大的精神境界,又使得他的作品具有了历史般的沉着凝练和史诗般的磅礴恢宏。他正是用现代多声音乐——这种对于蒙古族民族来说尚还新鲜的形式,告诉大家一个古老的话题——蒙古族传统音乐的风格精神底蕴——史诗与历史的交融。这份丰厚的资产是传统赋予他的,也是他所承递给后人的。永儒布这个名字已经和他的音乐作品一起,镌刻在了20世纪的蒙古族音乐史中。他在一本著作中赫然写到:“我活着,就是要多写几部蒙古族的交响音乐和其他形式的多声部作品。我相信,在内蒙古这块土地上,终究会出现贝多芬这样的作曲家,使蒙古族音乐立于世界之林。这当然还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我要为此而奋斗!”超常的智慧、无比的情商、坚定的信念、不懈的追求,使得这位音乐骄子的艺术人生如此地光芒四射,而他将留给后人的除了他的作品外,还有许多许多值得去体会、去思考、去学习的东西。

摘要：关于当代蒙古族音乐生活的变迁及传统音乐的存承问题,都可以在城乡关系的探讨中寻找答案。草原的城镇化,促使出现了以城镇为中心形成同质化、普世化的现代音乐生活方式,同时它从城镇向牧区扩散,深刻地改变着牧民固有的音乐生活方式,进而对传统音乐的存承造成影响。城镇化及城镇导向的现代音乐生活方式的建构,是一种各种空间重组的过程。在民族化与国家化、地方化与世界化的两对双向互动当中,形成了蒙古族当代音乐文化生态景观。教育是实现民族现代化的主要手段。现代教育正在建构和普及"超民族性"和"超地方性"的普遍性知识话语体系的同时,正在消解地方传统音乐的固有存承模式。而城镇音乐生活的乡土取向、现代教育对传统音乐的征用,则体现了当代城乡互动以及民族音乐生活现代化的复杂性。

摘要：蒙古族传统音乐的地方术语有专指、特指、概指、类指、泛指等多种存态,并因时代、地域、体裁、主体以及具体的表演实践等因素而呈现出鲜明的"灵动性",它在语词层面上是"定"的,在概念层面是"活"的,其意义由表演而生,概念由语境而定。传统音乐的原生表述及其现代转述,分属口传思维和书写思维不同的范畴,术语在二者间不停地"摇摆"。原生性表述是地方性的、是语境化的,它是描述性的,以实用为目的的,是多义的、多用的,它指向持有它的特定群体。对它的转述是抽象的、相对自足的,以认知为目的的,是定义的,它指向公共认知领域,因此传统音乐原生性表述的现代转述,有了"转""换""造"的多种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