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早期社会与文化人类学所研究的社会都被默认为我们现在所称的可持续性社会,因为它们被认为能够无限地复制自己,并且只会逐渐地,几乎难以被察觉地发生改变。变化也被认为是由外生因素引起的,如殖民主义。这与当代人类学实践和理论的对比显著:人类世人类学将全球化当作一种事实,认为社会是相互联系的,文化是无界的,对可持续性的威胁主要是从生态破坏和气候变化的角度来概念化的。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于1987年被提出,之后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得到了详细阐述,其与当代人类学的全球视野一致,但以经济增长为前提,并将文化多样性纳入其中。对于这一论述及其相关实践,人类学正在做出重大贡献,它从一个世纪前取得的方法论进步中获益,将民族志置于全球人类世的背景中,用学科工具来批判轻率的普遍主义,与地方世界进行对话并呈现了许多替代性选择。虽然为研究表面不变的乡村社会而设计的方法论对研究全球危机仍具意义,但新人类学必然是跨学科的。

摘要：一、楔子2017年9月11日在挪威奥斯陆大学我的博士论文答辩晚宴上,作为主答辩委员的刚从华盛顿大学退休的郝瑞教授(Stevan Harrell)评论我的博士论文是一篇“颇有野心”的论文。之所以被认为有野心,是因为短短三百页论文覆盖了多个人类学关注的话题。论文以川西北一个自称“依咪”(羌语Xxmi)的羌族村落为案例,研究了该村与其所处的汉藏边地区域在过去一个世纪的政治经济变迁、宗教、物权、亲属制度、生态与旅游等方面的话题。事实上,这些因素在这个小小的村落相互关联且“牵一发而动全身”;这种具有整体观的“野心”也是我在田野和论文期间致力想要理解和达到的目的。论文中呈现出的较为整体的民族志书写也与我所接受的人类学训练以及我所理解的人类学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