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古代小说中的韩愈是一个以历史真实为基础,同时又经过小说家发挥艺术想象力加以再创造的文学人物。伴随着两次被贬岭南的苦难经历,古代小说中韩愈的流贬心态复杂多样:有忠而见黜的委屈与命途多舛的怨嗟、士大夫失位的沮丧与英雄末路的惶悚,也有临危处穷的绝望与性命不保的忧惧、牵念家人的痛苦与心存魏阙的煎熬、渴求慰愍的凄恻与颠连无告的哀怆等等;其演进的过程也有一定的线索和脉络。至于韩愈在小说中变成一个最终在宗教信仰和人生观念上发生重大转变的人物,我们也可以从主观与客观两方面做出相应的文化解读。研讨古代小说中的韩愈形象与韩愈心态,对于开拓古代小说研究的领域,探索历史人物转化为文学人物的机制和规律,特别是对于历史文化名人韩愈的影响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摘要：表达主体在与自然山水亲密接触中所获得的物我交契的心理满足和审美愉悦,是许多古代山水诗的主旨。与此相应并伴随着文学的觉醒以及人们对自然山水独特审美价值认识的飞跃,中国古代山水诗学领域里出现了不同于“言志说”和“缘情说”及画论“畅神说”的“悦性说”。“悦性说”以心物感应为生活事实依据,以人与自然的妙契冥合为审美心理基础,从孔子“乐水乐山”的审美移情理论脱胎而来,却又在儒家诗论愈趋伦理化之后而与祟尚自然率真的老庄及玄学思想结下不解之缘。它超越感性世界,在形而上的哲学层面肯定人性,体现了对人的终极关怀,“悦性”遂成为后代中国山水诗学乃至中国山水艺术追求的崇高境界之一。

摘要：在古代俗文学中,历史文化名人韩愈的故事得到了比较充分的演绎和传播。除了小说、戏曲及民间故事以外,清代道情、宝卷中的"湘子仙话"是韩愈故事的重要载体。道情、宝卷在历史真实及前代各种相关文学作品的基础上,艺术地凸显了"心气"与"性情"兼备的韩愈性格。韩愈的这种"文学形象",不仅是作家和写手自己接受历史人物的成果,而且深刻地影响了历代广大受众心目中的韩愈形象——即"民间形象"——的产生和完成。

摘要：元杂剧中安排的不少有关演员表演的“科”带有喜剧性,既体现了剧作家机敏、幽默的品质,又对剧中人物性格心理的刻画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样的“科”主要有人物动作和人物情态两类,有时在一个具体情节中兼而有之。元杂剧作家还特别擅长在“科”的安排上运用“重复”的艺术,以使人物性格心理的表现更富于喜剧性。

摘要：“合观”是中国本土原创性的诗学概念和论诗方法,在古典诗学领域中由来已久,并且被广泛运用。“合观”的作用是在开阔的审美视域中整合文本资源,在努力开掘每一个文本资源所拥有的文化、艺术蕴蓄的基础上,揭示文本与文本之间的内在联系,使其释放出更加丰富的历史的、社会的、审美的信息。“合观”本源于先民系统型整体思维方式,它引人注目的“比较”的因素,具有现代诗学的意义和价值,表明中国人之接受西方比较文学的理论和方法并非是盲目“追捧”,乃在于其文化心理结构的预设和期许。因此,在古典文论价值重建的今天,不应忽略“合观”这个概念和方法。

摘要：《桃花女》的作者娴熟地运用人物动机与客观效果的抵牾与悖逆、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的反差与比衬,以及人物语言及动作情态的多次间隔性重复来制造幽默气氛和喜剧效果。可以说,《桃花女》是元杂剧中难得的真正的喜剧。

摘要：本文从诗歌与绘画、音乐的关系入手，考察了中国古代题画诗和赏乐诗的起源及其兴起较晚的原因，揭示了古代题画诗和赏乐诗独特的史料价值和美学价值。

摘要：中国古代的咏物诗善于"以物兴怀""托物伸意",具体为以物寄志、即物寓情、借物议政、假物明理、托物讽刺等。在表现艺术上,咏物诗惯于横向参比而不同于咏史诗的喜欢纵向(古今)对比;咏物诗往往更加富于想象与联想,甚至可以达到形神兼备乃至遗貌存神的艺术境界。

摘要：丧乱诗起于《诗经》,在汉末动乱中长足发展,唐代中后期发展至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峰。古代丧乱诗的独特价值,在于它让读者认识到中华民族曾经多灾多难,因此应该倍加珍惜民族和睦、团结发展的新时代;其直面现实的精神和创作方法、对社会动乱与人民丧亡凄惨景象的白描及其浅显而富于表现力的语言等,构成了古代丧乱诗十分鲜明的艺术特色。

摘要：古代的讽刺诗与俳谐诗卞良君冷嘲热讽、婉言刺人的诗日：讽刺诗。《诗经·周南·关维》序：“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风刺”即讽刺。诙谐逗趣，语带机智的诗为徘谐诗。《北史·李文博传》：“好为作谐杂说，人多爱押之。”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