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余华的长篇小说《活着》以悲凉的笔调描述了小人物福贵及其一家数十年间平淡而惨酷的生存本相，写出了主人公福贵对于现实所给予的苦难与辛酸的巨大承受能力和他在身边的亲人接踵而亡之后仍能乐观地“活着”所依赖的人伦情结。福贵形象富于典型性和逻辑性地反映了那“几十年”乃至上溯到更久远时代的民间社会里普通中国人的生存状态与心理现实。而相比之下，福贵在电影《活着》（芦苇定稿剧本，张艺谋导演）中的形象则十分遗憾地被淡化甚至简化了，因而影响了这一形象的典型性效果和原有的艺术魅力。

摘要：咏史诗源起于周代,正式出现于东汉,魏晋时已蔚为可观,唐时繁荣发展。咏史诗题咏古人事迹,以抒发对现实的感喟,故其所写不出"古""今"之间;而其艺术表现如古今参比、追求含蓄、写景苍凉、以小见大等特点,也十分鲜明。

摘要："通读"是阅读和欣赏文学作品的一种很好的方法。通读《玉阶怨》、《怨词》、《行宫》三首宫怨小诗,文本资源得到整合,审美视阈得以拓展,不仅开掘了每一个文本的文化、艺术蕴蓄,并且揭示了不同文本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捕捉到文本丰富的社会历史与文化审美的信息,获得良好的文学鉴赏效果。

摘要：在传统伦理文化的背景下,中国古代诗歌中存在着一种家庭伦理情结。这种伦理情结作为审美层次的文学作品的内在精神,其表现形态要复杂得多,因而其精神的感召力与艺术的吸引力也就更加强烈。

摘要：东晋末年,田园隐逸诗在人称“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陶渊明手中宣告诞生.从此,中国古典诗苑里又增添了一朵馨香的素葩.可是,由于南朝文人对陶潜田园隐逸诗“文体省净”、“笃意真古”的作风不感兴趣,而艳丽秀美的江南山川风物则最适合于他们“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文心雕龙·明诗》)的美学理想和艺术追求,所以在南朝文人笔下盛行的是以“二谢”为代表的山水诗,而田园隐逸诗的传统却在这二百年间始终被寂寞地抛在一边.直至隋唐之交,隐逸诗人王绩(585～644年)有意识地学习陶诗,田园隐逸诗的传统才有幸被继承下来,王绩也因此成为最先学陶的诗人和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先驱者.这是人所共知的,因此不再赘述.令人不解的是。

摘要：《三国演义》中有许多次要人物,尽管他们在作品中的地位不高,但每个人物都承担着自己的使命,并且他们中许多人的人生及形象或带有悲剧性或富于喜剧性,凸显了一种戏剧美,由此获得了一种与刘备、曹操、诸葛亮等主要人物同样强大的生命力和艺术魅力,在读者的心中占据着特殊的地位。这种戏剧美的形成,与民族性中的"做戏"意识有关,也传承了传统史传文学刻画"小人物"的创作经验,更与元杂剧中的"三国戏"联系紧密。

摘要：苏轼的在朝诗主要写于熙宁与元祐时期。熙宁变法对苏轼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时期的在朝诗以送别、酬赠为主,抒发了作者抑郁不得志的惆怅、愤懑和无奈之情;元祐年间,苏轼官运畅达,位高爵显,创作了大量的送别、酬赠之类的诗歌,较熙宁间诗多了几分智者的雍容平和,也有岁月不居、韶华难再的感慨,以及向往自由、思乡念旧之情。艺术上与苏轼的外任诗相比,熙宁间诗往往于豪放之中裹挟着郁勃不平之气;元祐间诗的创作风格较少犀利与压抑,而保持着一种从容不迫的清雅与内敛。这些在朝诗与外任诗共同记录了苏轼一生宦海沉浮的心路历程,因此在苏轼的诗歌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并具有独特的价值。

摘要：游侠诗和游仙诗是中国古代诗歌中颇富浪漫色彩且思想底蕴比较深厚的两类诗。它们在反映古代士人复杂的内心世界和精神面貌方面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和艺术魅力。其中游侠诗往往借助侠义精神的歌咏表现作者乐观向上、积极进取的浪漫情怀,游仙诗则多通过描述幻想中游历仙境表现作者悲观厌世、消极遁俗的颓放心理,二者形象地演绎了中国古代士人“儒道互补”的心灵世界;而二者在艺术风格上或豪放劲健或超旷飘逸,着实为中国古代诗苑增添了两枝绚丽多彩的浪漫奇葩。

摘要：《红楼梦》以细腻的笔触展现了一个广阔的艺术时空,史诗般的内容与结构给人们以深入研究和广泛探讨的预设空间。小说的整个故事虚虚实实、真真假假,使人产生如梦似幻、超凡神异的感觉。借用"幽灵学"的理论视角和方法,对《红楼梦》这部享誉世界的文学名著进行尝试性的探讨。我们发现,类似"色空"、"宿命"、"果报"等思想观念就好似"幽灵"一般在"红楼世界"里无往不在。它以神话、鬼魂、梦幻、谶辞以及时隐时现的"一僧一道"、模糊不确定的言说方式等作为自己赖以发挥影响作用的"具体化的形式",表现出"幽灵叙事"的显著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