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金融化是我国公司治理实践中的突出问题。文章基于“风险规避”与“资本逐利”动机,揭示了跨境资本流入与企业金融化的关系,并使用A股非金融上市企业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跨境资本流入会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减弱企业金融化的“风险规避”动机;但也会通过加剧金融资产价值偏离增强企业金融化的“资本逐利”动机,且后者处于主导地位。整体而言,跨境资本净流入规模每提升1个单位,企业金融化程度会提高0.1859个单位。拓展研究表明:跨境资本流入对企业金融化的加剧作用在高财务柔性企业、非融资融券标的企业,以及处于宏观审慎弱监管期和信贷扩张期的企业更为明显;地区数字经济建设和企业数字化转型均能够缓解跨境资本流入对企业金融化的推动作用;跨境资本流入不仅会提升企业金融化的整体水平,而且会加剧企业过度金融化现象。本文以跨境资本流入为切入点,拓宽了企业金融化的研究视角,对科学设计资本账户开放进程并以此遏制经济“脱实向虚”趋势具有参考价值。

摘要：文章选取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银行的微观面板数据,对“双支柱”政策框架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以及跨境资本流动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扩张性货币政策会加剧银行系统性风险,搭配使用宽松性宏观审慎政策有助于削弱扩张性货币政策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并且该政策效果在国有银行和处于经济下行期的银行更好。跨境资本流动对“双支柱”政策效果具有非对称性影响。跨境资本直接投资规模增大会削弱宽松性宏观审慎政策对扩张性货币政策风险效应的治理效果,但跨境资本证券投资及其他金融投资对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协同调控效果的影响不明显。进一步研究表明,宽松性宏观审慎政策主要通过抑制银行信贷扩张及提高银行非利息收入渠道来削弱扩张性货币政策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并且这种协同调控作用主要通过资本型和贷款型宏观审慎政策实现。该成果对科学设计“双支柱”政策框架和资本账户开放进程,并以此防范银行业系统性风险具有一定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