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隐私侵权风险日益严重的现代网络空间,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着主观预见后果和客观规避危险的法律责任。与传统媒体类似,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注意义务亦属对专业领域的特殊要求,法定义务虽然相对较高,但仍然是与其传播性质和范围相适应的合理的注意义务。在事前,网络服务提供者负有一种有限但非普遍的审查义务,主要目的是限制非法信息传播以预防侵权;在事后,它承担着知悉侵权后删除、屏蔽与断开链接等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监管救济义务。与事前审查义务相比,其所负有的事后监督义务相对较低。

摘要：必要原则是网络个人信息保护中的一项义务性规范。它要求互联网平台只处理与其提供服务和收集目的相关的个人信息,强调对"直接相关""最低频率"和"最少数量"个人信息的最小化处理。必要原则主要源于对公民人格尊严的尊重与保护、对特定危险的控制与相对允许、对个人信息的相对自主和对利益冲突的法益平衡。在司法实践中,必要原则的适用体现为"必要的限度"标准,它不仅要求网络平台对个人信息的处理与其提供的服务直接相关,而且要求处理活动要限定在必要的范围之内。必要原则的适用还受到合法、正当与同意等基本原则的限制。

摘要：在回顾互联网对公民政治抗议影响的基础上,本文对中国境内的大学生进行了网络问卷调查(N=2188),系统分析了社交媒体和移动APP使用对中国青年政治抗议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微信新闻使用和移动APP新闻使用对青年的政治抗议行为具有促进作用,但微博新闻使用对青年的政治抗议行为并无显著影响。其中,APP新闻使用对青年政治抗议的影响最大,影响力远远超过微信、微博和传统的线上线下媒体。同时,虽然政府网络管控对青年的政治抗议表现出削弱作用,但并不能完全减弱社交媒体对青年政治抗议的影响。在政府管控的环境中,微信新闻使用仍然促进了青年的政治抗议行为。

摘要：政治效能在舆论的形成和演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回顾政治效能对公民政治表达影响的基础上,本文对中国境内的大学生进行了网络问卷调查(N=2188),系统分析了内部政治效能和外部政治效能对中国青年政治表达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内部政治效能不仅对青年的线上、线下政治表达有直接促进作用,而且中介了传媒与网络新闻使用对青年线上、线下政治表达的影响;外部政治效能既对线上和线下政治表达有直接促进作用,又中介了传统媒体新闻使用对青年线上和线下政治表达的正面影响,还中介了网络新闻使用对青年线上和线下政治表达的正向作用。同时,研究还发现,媒介新闻使用对青年的内部和外部政治效能感正负效应兼具。

摘要：网络恐吓言论的认定是互联网治理中的最新争议问题。从沃茨案到布莱克案,再到新世纪的艾隆尼斯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逐步确立了网络恐吓言论的认定标准,明确了真实威胁表达不受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基本原则。发展到今天,美国在网络恐吓言论的法律规制问题上已形成了包括事实基准检测、主观意图检测和客观理解检测在内的真实威胁的司法认定标准。该认定标准反映了美国法律基于内容中立的前提.在言论的类型化界分、实施威胁主观意图的确认、特定主体对威胁的客观理解三个层面对真实威胁的检视及其司法最低限度主义的特征。

摘要：新时代中国青年的网络安全感是公众安全感的题中基本之意和重要组成部分,它既反映了我国互联网治理的现实进程,又体现了民众对网络安全的实践感知与评价。本文运用中国互联网治理调查(CIGS2016)的数据,全面分析了新时代中国青年的网络安全感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我国青年的网络安全感处于中等发展水平,随着年龄的变化,青年的网络安全感会在均值线上下浮动且有下滑趋势;公共参与、居住地域、网络行政治理、经济收入、媒介使用尤其是社交媒体使用直接形塑着青年的网络安全感。同时,网络安全感对青年群体的网络安全保护行为有直接的促进作用,并间接影响着网络安全保护行为,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中介作用。

摘要：本文欲探究媒介使用对青年政治行为影响。基于现有研究成果,本文对中国境内的大学生进行了网络问卷调查(N=2188),系统分析了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中的新闻使用对中国青年政治表达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传统媒体新闻使用既对青年线上和线下政治表达有直接促进作用,又通过外部政治效能,对线上和线下政治表达产生间接推动作用;而网络媒体新闻使用,则对青年线上和线下政治表达有直接促进作用,同时又通过内部政治效能对青年线上政治表达产生间接推动作用,还通过外部政治效能对线上和线下政治表达产生间接促进作用。其中,政治效能感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同时,研究发现,不仅青年的线上和线下政治表达之间具有互相促进的影响,而且内部和外部政治效能感之间也具有正向的相互作用。

摘要：在数字化生存的环境中,随着信息社会的变化和道德主客体的发展,不同社会主体之间的利益与伦理关系正在重构。人们在尽享数字化生活便利的同时,也遭受着隐私泄露、虚假新闻、信息低俗与暴力等一系列媒介伦理失范的侵害与困扰。从规范伦理的视域来看,不论是信息内容的生产者、传播者,还是技术的开发者与使用者,都需要承担相应的伦理责任。为了实现传播正义,我们需要在传统道德观念的基础上重构底线伦理的理念,在物质上使用技术阻遏的手段,在制度上建构多元共律的体系,以规范各类媒介的伦理失范行为。

摘要：在"万物互联、万物皆媒与万物皆智"的数字时代,社会之中出现了大量主动的隐私披露与被动的隐私让渡行为,许多人在网络空间中选择主动曝光自己的私密信息、私密活动和私密空间。这既有传播科技的持续渗透,又有个体在实现隐私自主过程中个性化选择的因素,还有公私组织对个人信息的合理使用以及网络平台责任缺失的影响。未来的隐私治理应围绕公民权利保护、产业创新发展和国家网络安全之间的利益冲突,通过重构隐私观念、创新隐私保护范式和完善网络平台治理,实现冲突利益的平衡和隐私权益的保护。

摘要：在人工智能时代,虽然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已经威胁到个人信息的保护,但是合理隐私期待的法律适用基础、标准与限制并未发生根本变化,仍然遵循原有法律制度与规则以保障隐私权。作为一项从宪法中推导出来的隐私权益,合理隐私期待在法理上建基于对人格尊严和个人自治的尊重和保障。尽管不同法律体系中的适用实践各有不同,但普遍依据隐私法的制定法框架并参照非制定法准则,对合理隐私期待进行检测。不论是欧美实施的主客观两步检测法,还是我国运用的普通法标准,均是通过保障个人信息和隐私权而实现对合理隐私期待的保护。此外,合理隐私期待的适用还受私人领域的专有性、信息的公开披露、权利主体身份和社会公共利益等因素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