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进入新世纪,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语境下,国家通过民俗艺术符号的再造和隐喻,实现了传统文化赋能乡土振兴的智识经验与策略。民俗艺术体现出主体性和能动性的话语嬗变特征,其一,“面塑”通过多文本传说的整合、改编,形成了非遗的“规范化”表述,重新赋予“面塑”艺术的当代意义;其二,面塑由民俗生活进入公共文化领域,政府通过构建面塑艺术的主题话语,引导面塑艺人参与到非遗教育、技艺培训及地方社会文化建设的重要活动中。

摘要：太行山说书人通过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政策互动、市场互动、礼俗互动,保持并发展了长期的说唱曲艺传统。通过对陵川盲人曲艺队和说书艺人的大量调查,我们发现现代民间说唱正在成为连接传统与当下、政府与民间、市场与习俗等多种社会博弈的艺术表达。太行山说唱文艺实践特点,首先表现在当下民间曲艺资源超越乡土的多样性,呈现为社会需求、政府支持,以及特殊教育的传承路径。其次,表现在超越艺术的社会性,在多元的社会互动中形成独特的曲艺组织经验。再次,表现出超越地方的文化共享性:在说唱文艺的历时演进和变化中,继承传统,与时俱进。最后,当下民间曲艺不仅仅是一种曲艺门类,还更多体现为艺人能动的生活智慧,表现出超越文本的,以"人"为核心的文化生活性品格。在此背景下,民间曲艺所展现的太行山地域文化面貌是植根于草根形式,又包含着多样社会经验和生活方式的文化图景。

摘要：艺术性与神圣性之间的互动关系是说唱曲艺传承的重要原因。太行山说书人通过一系列神圣性要素的构建,长期保持了说唱行业紧密的内部传承关系,并通过旧时的妙庄王、三皇等信仰,强化了艺人间的身份认同与行业规矩,绵延着盲艺人特有的生存智慧和文化感受。"神书"介于民间仪式生活和鼓书说唱之间,是传统时期和当下都非常有市场的说唱曲艺形式。太行山说书人在仪式信仰、礼俗生活,以及代际传承过程中表现出独特的社会互动意义和价值。

摘要：新时期乡土艺术能够在地方文化中脱颖而出,出现优势传承现象,集中放大地成为标致性文化。这类民间艺术往往和当地民俗生活交融在一起,也表现出适应时代社会发展的艺术变化。高平八音会表现出三种类型:第一是在婚丧嫁娶仪式中,依然恪守的、朴素的传统八音礼俗细乐;第二是契合现代视听文化审美需求,八音会融入了歌舞的曲风和表演方式,如女子八音乐班。第三是受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政府公共文化建设影响,出现舞台八音会、商业八音会等新的传承形式。

摘要：当下山西运城解州镇的关帝造像品市场,交融了民俗、信仰、仪式、旅游、文物等多重因素,在关公故里天下第一关庙和家庙的历史资源下,表现出跨地域与地方化进程的双重民俗意义。关帝造像作为"信仰物"的流转和当地民俗生活互动融合。造像信仰的神圣性与私人性通过"请像"的民俗仪式得以实现,"眼缘"成为家户请关帝像的重要标准。造像的标准化,使得关帝造像从信仰生活扩展到文化产业,从而营造了一种更广泛意义上"神圣空间"观念认同,也使得信仰的流动呈现出更突出的网络化和互动性特点。

摘要：20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国家戏剧改革运动的开展,山西孝义木偶戏经历了由国家艺术体制到市场主导的变化,表演团体从学徒制转变为学校教育制。孝义木偶戏与碗碗腔发生了表演方式上的融合,具体表现为木偶戏在剧本创作、舞台表演、板式、乐器等方面对碗碗腔的戏剧元素的吸收与融汇,并逐步将其发展为主要唱腔。总体上孝义木偶戏的演出市场、传承机制、木偶戏艺术本体都呈现出多样的社会特征。文章在田野调查与文史资料的对读中分析山西孝义木偶戏在新时期的传承与创新,并以艺人口述资料作为补充,对孝义木偶戏中的碗碗腔元素做出阐释,尝试推演出民间文化的内在传承特征。

摘要：陵川说书与当地礼俗生活共生共存、相互依赖。喜庆活动中说喜庆书,丧事活动中说周年书,敬神活动中说老爷书。说书在与礼俗生活的互动中构建了多重社会关系。礼俗活动中的说书具有仪式感、工具性、娱乐功能,以及慰藉心灵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