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引言回顾当代文学史,“英雄”“传奇”是不容忽略的母题,史诗品格是作家们长期追求的艺术标尺。在王火的一系列长篇小说中,英雄始终是叙事的核心对象之一,如《战争和人》三部曲、《血染春秋——节振国传奇》(又名《节振国和工人特务大队》)、《外国八路》《霹雳三年》《东方阴影》等小说,从历史的变局节点,到和平时期的风云莫测,王火小说将叙事的焦点放置在高尚人格和崇高精神的发源、生长、成熟上面。总览王火的小说创作,叙事者始终有一种向英雄致敬的激情,例如王火对《外国八路》原型希伯的崇仰、对《血染春秋——节振国传奇》原型节振国的敬佩,都构成了作家竭尽所能地书写英雄的心灵要素。而且,王火少年时经历抗战,阅读了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等民族英雄的故事后,“总是激动得热血沸腾”^(①)。中国古代就有崇敬英雄的人文传统,“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李清照《夏日绝句》)呼唤英雄精神的高贵,“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苏轼《晁错论》)则赞扬英雄的坚贞不屈。

摘要：1990年代的新历史主义小说并非“游戏历史的恶作剧”,在“创伤书写”之中,新历史主义小说完成了对“古今伤痛”的双向解构,伴随而生的是多方面、多维度的“历史虚无”,在“历史虚无”的笼罩之下,新历史主义小说藉由“想象历史”的方式,追寻文学作品的艺术特质,得到“虚构”与“轻逸”之美,实现对历史的“举重若轻”。故此,将1990年代的新历史主义小说视为“游戏历史”的急就章,恰恰是遮蔽了新历史主义小说所根植的百年中国沉痛历史之文化语境,更是遮蔽了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对一种真实的“创伤文学”、“治愈文学”的历史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