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电影作为一门再现艺术,不仅如实再现现实,还因为孤立了视觉感官造成了影像与现实的差异,在将我们与现实生活空间隔离的同时,又让我们发现它平时不被注意的一面,认识到容易被忽略的美。电影和绘画一样,运用有限的画面预示外界的更广阔的天地,尤其是对墙和窗的使用,在限制了现实空间的同时又预示了可无限延伸的外部空间。延伸的空间展示了超越现实的审美世界,优秀的艺术作品可以引导出更多的潜在世界。通过运用现象学理论的解读,可以让我们深刻理解电影艺术在空间塑造上的这些特征。

摘要：《酒干倘卖无》和《妈妈再爱我一次》是两部改编自台湾电影的音乐剧。这两部剧作采用了独特的叙事手法,并加入了大量流行、应景的元素,以适应时代潮流。但遗憾的是,这些内容没有紧扣时代背景,反而导致作品脱离现实,丧失了戏剧应有的社会批判功能,只剩下了空洞的道德说教和煽情。架空历史,缺乏现实感的剧情也造成了演员的表演做作,配乐突兀等问题。只有充分结合社会时代背景,立足现实,才能创造出真正的经典作品。

摘要：为了走出主体哲学的困境,哈贝马斯提出了用交往范式替代意识哲学范式,通过语言交流建立主体间性的方法。卢曼则怀疑个体之间的沟通能力,于是在沟通行为中用使用意义的系统取代了具有意识的主体,试图通过系统与周围世界的相互关系来建立主体间性。哈贝马斯认为系统理论中系统和周围世界的关系就是主体哲学中主客体之间的关系,所以卢曼虽然试图超越主体哲学,其实并没有摆脱其基本范式,他对系统和意义的描述也借鉴了胡塞尔的现象学对意识的描述方法。同时,卢曼将社会系统和意识系统相互脱离,否认社会共识的存在,倒向了激进理性批判,也丧失了现代性自我批判的对象,而只能对不断复杂化的现代社会采取肯定的态度。从根本上讲,两人的分歧在于:卢曼致力于对当今社会现实进行深刻的剖析,哈贝马斯则更热衷于为现实社会问题找到理想化的解决方案。

摘要：对于哈贝马斯的学术定位,历来有所争议。由于他对西方传统自由主义思想的偏离,使得他时而被归入社群主义者或共和主义者的行列,他后期的一些著作又被认为是对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的综合或者超越。我们首先从哈贝马斯早期著作入手,通过他对两种公共领域意识形态发展线索的区分,以及社群主义者与当代自由主义者的争论,揭示哈贝马斯学术思想的自由主义出发点;其次论述三位自由主义者理论的缺陷以及哈贝马斯的相应对策,探讨他对自由主义自身理论修正的思想脉络;最后在哈贝马斯前后思想发展的基础上,探寻他对自己早期自由主义思想的补充和超越。

摘要：该文通过对詹克斯和文丘里后现代建筑理论的评析,指出两人在"建筑的语言和隐喻"这一问题上的不同立场:詹克斯看重建筑隐喻的含义,而文丘里则看重建筑表达隐喻的方式。文章也由此剖析了文丘里坚称自己是现代主义者,而不是后现代主义者的缘由。

摘要：胡塞尔、海德格尔和哈贝马斯都曾探讨过"生活世界"的问题,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和使用也不尽相同。海德格尔运用了胡塞尔的现象学理论方法,致力于对"前理论"的生活世界的描述。胡塞尔则试图利用生活世界来拯救欧洲文化危机,并把生活世界当做为哲学寻找原始奠基点的途径。哈贝马斯把生活世界的概念引入了社会学层面,用交往理性替代了工具理性,以避免生活世界被社会系统所控制。他纠正了胡塞尔忽视语言交流对主体间性的意义的错误,还批评了海德格尔因为拒斥理性并且思想中有过多的审美性,而导致脱离现实社会政治的缺陷。

摘要：费里尼在影片中营造虚幻场景时,既把它们与现实相融合,又刻意保持其独立性,与现实相互对立。在一些半自传影片中,室外是真实的城市,室内则是在摄影棚里打造的虚幻场景。在描写真实场所的影片中,通过加入虚幻事物赋予日常环境以独特个性;而在表现梦境的影片里,又会出现现实中的细节。一些虚幻的场景被塑造成马戏团或剧场式的空间,带有强烈的舞台效果,由此造成了场景的“间离效果”,提醒观众这些空间与现实的差别。正是通过这些手法,费里尼在现实与虚幻的融合与并置间保持了足够的张力。

摘要：在20世纪中叶开始的针对现代建筑的批判、反思以及之后的辩护浪潮中,建筑界借鉴了大量来自语言学的概念和理论,讨论建筑语言是否具备交流性,这与当时西方哲学界开展的“语言学转向”相得益彰。后现代建筑师认可建筑是一种具备交流性的语言,但是应该在语用学还是语义学层面关注建筑对信息的传达,不同建筑师之间有所分歧。某些解构主义建筑师则否认现代建筑的交流性,并由此创造出破碎的建筑形式以契合“解构”的主题。哈贝马斯则认为现代建筑的危机在于现代社会自身,只有通过用交往理性替代了工具理性,避免生活世界被社会系统所控制,才能从根本上改变现代建筑表里不一的问题,体现了高人一等的视野。

摘要：近年来因气候变化引起的环境灾难,以及与气候相关的政治事件越来越为人关注,本文运用哈贝马斯的哲学理论对此作一些分析。通过他对巴塔耶关于浪费和生产之间关系理论的解读,我们可以看到发达工业国家消耗资源的文化根源;通过对国际关系中交往行为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各国在气候问题上的纷争源自相互博弈而缺乏对话;而要对这些与现代科技相关的问题实施正确的决策,则需要政治家、科技专家和公众三方面的相互沟通。

摘要：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舆论除了反映公众心理的一般状态外,更是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且在一定条件下独立显示出其巨大的社会法庭作用。这充分表明了马克思、恩格斯在看到舆论感性及非理性一面的同时,也认识到舆论客观、理性及推动社会进步的另一面,并围绕“舆论理性”作过多次其具有理性条件、理性因素和理性倾向等相对系统的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