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抟虚宇宙”是孔孚后期诗歌创作的纲领,他以此来“与上帝唱唱对台戏”。他晚期的山水诗力求揭示“宇宙全息”,即体现景物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统一。在思维方式上他不满足于通常所说的形象思维,而标举“灵性”和“灵觉”(包括“灵视”“灵听”“灵嗅”“灵味”等等)。在表现技巧上,他标举“减法”“隐藏”。他确实写出了一些山水其表、宇宙其里的好诗。但由于过分急切地追求“宇宙全息”,有的诗作流于理念化。他的“灵觉”有时没有灵感伴随,变成了刻意为之的冥思苦想。他对“减法”“隐藏”的精心运用,有时因为失去来自灵感的内在诗意的依傍,流为文字技巧的操作。

摘要：杜甫名篇“三吏”“三别”以安史之乱为背景,深刻揭露了蛮横无理的兵役给广大群众造成的深重灾难,以及对群众抗击叛军积极性的挫伤。有的论者或肯定它们赞扬了人民群众支持政府平叛的奉献精神,或责备它们掩盖了人民群众和唐王朝之间的矛盾,这些都属误读。“三吏”“三别”不是当时现实生活的实录,而是诗人在切身感受基础上的艺术创造,是“内容的诗化”和“表达的诗化”的结晶,因而不仅真切感人,而且富有诗的魅力。有的论者认为它们是缺乏形象思维的纪实性散文化作品,也属误读。

摘要：关于文艺创作的标准,毛泽东是主张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的,但他自己的诗词创作却更注重"诗意",即诗词的艺术性。毛泽东诗词大都善于处理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的关系,能够做到情景交融,大小相通,古今映衬,构成富有魅力的诗歌境界,具有沁人心脾的审美效果。在审美倾向上,毛泽东诗词也有不如人意之处,这表现在一些作品在雄视千古的同时,止于"今胜昔"的陶醉,而较少对已有成就的审视和对不足之处的自省。就语言的角度说,毛泽东诗词所提供的主要是古典美,而不是现代美。

摘要：郭沫若最早发现并在新诗创作中成功地运用了基于情绪消长起伏的内在律以代替旧体诗的固定的外在格律,这是他对新诗艺术的重大贡献。内在律一端联着情绪内容,一端联着语言形式,居于新诗各项艺术成就的核心,也是新诗区别于旧体诗的基本艺术特征。在新诗发展过程中,自由诗人如艾青、戴望舒等以创作和诗学探索丰富了内在律体系,现代格律诗的提倡者如闻一多、何其芳等也注意把新诗格律和情绪内在律联系起来。自由诗和现代格律诗既双水分流又彼此渗透,有逐渐融合之势。在新诗的诗体建设中,如果忽视、拒斥内在律,就可能误入歧途。

摘要：艾青说:“无论用什么体裁写诗,都必须在语言上有两种加工:一种是形象的加工,一种是声音的加工。”(《诗的形式问题》)现在我们看一看他是怎样做这两种加工的。 一、语言的形象性 说到语言的形象性,人们往往认为这是指如何把内容表达得生动鲜明,也就是只注意语言和内容的关系。艾青同时还顾及语言和读者的关系,语言和语言之间的关系。

摘要：最近我读了90后的校园女诗人徐晓的诗集《局外人》（卓尔书店,2014）,感到欣喜,也有些不满足和更高期待。艺术面前人人平等。在文学艺术天地里,老中青少,士农工商,都要接受同等的鉴赏和评判,不可能厚此薄彼,严甲宽乙。限于精力,我这里仅对很少几首诗坦率地谈点感觉。

摘要：尝试期的新诗做为旧诗的否定物,其共同性是突出的。在初步解决了“新”“旧”对立之后,新诗作者们一旦把提高艺术质量置于日程,新诗领域就开始了多元分化。这种分化首先显现为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两个诗人群艺术追求上的各有侧重。前者强调诗与社会生活的联系;后者强调诗是诗人内心要求的表现。前者强调诗人情感的普遍性和引导人类“向善”的作用;后者强调诗人情感的独特个性和写作的无目的性。前者注重真率、质朴;后者注重发挥想象,追求艺术美的创造。前者沿着诗体解放的路子,着重探索诗的散文美;后者把音乐性当做诗的要素之一,开始探索内在律与外在律的统一。就其对早期白话诗的态度来看,文研会诗人群是以肯定的态度发展和推进了它的成果,创造社诗人群则是以不满的态度矫正和超越了它的不足。这两个诗人群在对峙之中又存在着互补互渗的关系,尤其是郭沫若《女神》的浪漫主义精神,不但贯穿在创造社诗人群中,对于注重现实主义精神的文研会诗人们也颇有影响。

摘要：打倒四人帮后，江青“亲自培育的革命样板戏”曾被批判为“四人帮”篡改艺术家的劳动成果、用来篡党夺权的文艺工具，从舞台上销声匿迹。但是，随着“文革”的渐渐远离，不知从啥时候起，样板戏的某些唱段在晚会上又唱起来了；再后，整本的样板戏又演出了。更有甚者，近来样板戏竟被公然奉为“红色经典”。有一天我把这事告诉一位研究当代文学的老专家，

摘要：新诗初步站稳脚跟之后,进一步的探索大体上分两路进行。一路着重于探索诗的本体,这就是新月诗派和象征诗派,他们致力于抒情的艺术化,借用朱自清的说法,使诗“回到了它的老家”或“钻进了它的老家”(《新诗杂话·抗战与诗》)。另一路则着重探索如何扩大和加强诗的社会功能,使新诗为社会解放、革命斗争助力,这就是以共产党人为核心的政治抒情诗派。在新诗的第一个十年中,政治抒情诗派的主要代表是蒋光慈;在第二个十年中,政治抒情诗派演变为以粗暴的呐喊为特征的革命诗派。

摘要：大约在1964年前后,我在一本刊物上读到一个独幕剧《月上柳梢头》,署名李心田。那正是突出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四清"期间。这剧本虽然也以农村阶级斗争为中心,却又满有抒情气息,有几分诗意。我觉得挺新鲜,从此记住了作者李心田的名字。文革中不止一遍地看了电影《闪闪的红星》,很喜欢,知道是根据李心田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又去读原著,觉得清新之气扑面而来,一口气连夜读完,逢人就夸好。那时并不知李心田是何许人,我尚在另册,没有条件也没有心绪去打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