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口流动与乡村公共性的互动关系是社会学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核心话题,更是乡村社会治理的关键命题。大众媒介作为乡村公共性的载体,发挥着联结整合的作用,是推动乡村社会治理变革的技术支撑。通过提炼“媒介传播-公共性再生产-治理重构”分析框架,本文以华北前赵固村为典型案例展开分析。研究发现:高音喇叭作为早期扎根乡土的适宜媒介和基层治理工具,表现出具有权威主导性的单向管控特征。社会结构转型使高音喇叭经历了从“国家象征”到“广告载体”祛魅化的角色嬗变,高音喇叭的信息传播功能受时空限制而明显削弱。面对流动性日益增强的乡村社会中乡村公共性解体与乡村社会治理脱域,数字赋能下的村务微信群成为乡村公共性再生产与社会治理转型的重要载体。村务微信群使村民实现了跨时空的“共同在场”,塑造了虚拟的熟人社会,增进了村民之间的社会关联,强化了村庄共同体意识,推动了互动治理的形成,为乡村善治的实现奠定了基础。

摘要：雄安新区与京津冀的协同发展直接关乎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与深化京津冀协同目标的实现。目前,在协同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内外部因素、共享因素以及隐形因素的掣肘,突出表现为雄安新区发展基础的滞后性、京津城市的虹吸效应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高落差、顶层设计的推进与落实缓慢以及区域内城市主体定位的不明确、发展目标的偏差与机制的不完善等问题。基于协同学理论,雄安新区与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应谋求多元、系统的运行模式。具体来说,加强协同的顶层设计是基础,有序推进协同发展的交通圈、产业圈、智慧城市圈、环境治理圈是关键,政府引导与市场调节功能的发挥是催化剂,完善沟通反馈机制、利益协调机制与联合监督考核机制是保障。

摘要：养老服务是农村民生建设的重要项目,也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抓手。工业化、城镇化严重削弱了农村家庭的养老功能,造成了农村家庭内部养老服务需求者与供给者之间的空间阻隔以及孝而难养的养老困局。农村空巢老人面临着日常生活照料缺位和精神慰藉匮乏等窘境。作为一种无奈的理性选择,互助养老契合了空巢老人的客观需要和乡村生活共同体的社会基础,实践中已涌现出结对互助、互助幸福院、照料中心和“时间银行”等形态,但受制于外部支持乏力和内部预期不稳等掣肘因素,亟待进行体制机制的创新。为此,应当厘清相关主体的权责利关系,优化制度设计和机制保障,促进多方协作参与,构筑稳定的互助养老预期;以家庭为依托探索“家庭服务网络”,弘扬乡土社会的“助人自助”精神,塑造互助养老服务共同体,进而实现老有所依、老有颐养。

摘要：信息安全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信息安全问责是国家安全治理的基本工具之一。新加坡的政府信息安全问责制度比较成熟,构建了政府内部问责、立法和司法机构问责、社会公众问责和舆论媒体问责等多元问责主体,建立了包括执行机制、监督机制、执法审查机制和绩效评估机制的政府信息安全问责运行机制,形成了法律体系完备、多主体协同且运行可操作性强的问责体系。基于我国信息安全立法实际,建议从法律规范、行政管制、多主体问责、人才培养等方面加强和完善我国信息安全问责制度。

摘要：绿色智慧新城建设是雄安新区建设的重要主题。目前雄安新区绿色智慧新城建设在规划设计与实施方案制定、城市信息化水平及基础设施建设、信息资源整合及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环境承载力提升等方面面临诸多问题。必须加快顶层设计和科学规划的步伐,通过进一步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提高环境承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通过推动创新要素聚集,加强完善基础设施和智慧服务体系建设,搭建多方参与平台,为雄安新区绿色智慧新城建设提供坚实的条件保障。

摘要：乡村城市化不仅是职业结构、产业结构的转变,更是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人口素质的提升。加快乡村城市化发展是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统筹城乡发展的必然方向,然而乡村城市化发展受到基础设施、制度、社会、经济、产业等多种制约因素的影响,面临着人口、土地、文化、生态等冲突问题。为此,不仅要创新大中小城市、小城镇的多样化道路探索,还应在顶层设计科学化、城乡治理协同化、产业体系系统化、基础设施完善化、文化软实力同步化等方面做好保障性工作。应进一步加强理论研究,创新实证方法研究,有针对性地开展区域典型案例研究,推进学科系统化和研究视角多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