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神韵,是具有民族特征的一个审美范畴。对神韵的研究,不应该局限为以王渔洋为首的神韵派,而应该把神韵派的研究领域延伸.让它和源远流长的、在一些优秀的文艺作品中特别是诗歌作品中经常出现的富于神韵的意境的揣摩与探究相联系。当然,也必须同早在王渔洋以前就有好多文艺评论家先后就一些实即“神韵”或大体与“神韵”契合的,如所谓“风神”、“韵味”等等范畴的内涵扣合起来,对神韵论进行研究。只有这样,神韵的研究才不是仅仅属于审美或艺术范畴内的研究;相反地,能从艺术思维(包括审美创造与审美鉴赏)的深层内涵中掘发其烙印上民族性格的心态和思维形式。

摘要：一、神韵的文化内涵神韵,这一个具有民族思维形式典型特征的审美范畴,是传统艺术的奇葩。它的审美内涵是极其丰富的。从显示神韵的艺术品中,人们不仅可以丰富自己的审美感受,扩大审美对象的魅力,有利于展开体贴入微地对意境的再创造,更可以通过诗人和作家个体的神韵意境的传播,对民族的、群体的审美规范产生增殖作用,从而丰富原有的民族思维文化,特别是民族思维形式。我们这里说的神韵,正是这样的一个富有悠久民族渊源的审美范畴。它是刘安所说的艺术之妙在得神,是一种难以言会、难以强求的妙境:

摘要：矛盾,在文学理论——包括古代文论的浩瀚史页中,无往而不存在。对异代前贤的激扬,对互为推移的真理的把握,由于历时性的作用,在艺术认识中出现矛盾和差异,这固然不用说了,纵使在同一个时代或者在相距不远的历史间隔中,明明是诠释同一个审美范畴,明明是同属于一个流派或相近的文艺集团,但由于文学理论不能摆脱以不同视角去概括文学基本规律,其结果,文学理论框架的建构,也仍然标志着思想观点和审美观点的各有千秋。这说明在共时性范畴中,文论家对文学一般规律的理解也是见仁见智的。再就文论家本身说,终其一生,社会思潮,文艺思潮,都不可能没有风云变化？

摘要：'神韵'是中国古典美学中的一个审美范畴,它主要固然是在优美的诗歌中体现,但也并不限于诗歌一体。我国的许多意味悠长的文学作品,都是饶有神韵的。这是为什么呢?正因为有'神'才能富于生气,有'韵'才能饶有余味,让人读了以后有蔗境回甘之乐。谈到神韵,许多人总是首先想到清初以'神韵派'驰名的王渔洋,好像'神韵'就等于'神韵派','神韵派'人物也只是王渔洋,而王渔洋的诗篇就都是以神韵见长的作品。其实这都是不全面的。'神韵',作为一个审美范畴,作为一种诗歌艺术理论。

摘要：一、气质·神思·意象“大用外腓,实体内充。”没有作为审美素养和艺术构思的内在功夫,就不可能有含英咀华的审美创造和动人心弦的艺术魅力。这对于一切种类的艺术创造来说,都是一个共同规律。不过,就诗歌神韵论说来,源于诗人美感的生理、心理特征的艺术构思的心态,对诗歌创作中神韵的外化作用和规范,就更值得重视了。这正因为,“神韵”恰是如翁方纲所说的,

摘要：正象严羽用镜花水月来比喻他所向往的艺术境界难以捉摸一样,他这部位居宋代,甚至可以说高踞中国诗歌批评史上的名著之一的《沧浪诗话》,整个审美意识是错综复杂的,归根究底,这朵艺术奇葩的土壤,以其五色斑烂的生活矛盾,给予这位在艺术气质上颇有遗世之风,而在政治思想上极为关心宋王朝危机深重的批评家和诗人以层层审美规范。

摘要：灵感,这一个过去在文艺理论中曾经被认为是创作的宝贵动力的概念,在西方文论中早就明确地提出来了。我国古代文论中虽说并没有正式出现过这一个术语,然而事实上却经常触及到它,并曾展开过许多精辟、生动的阐述。灵感,长期以来,好象是一位披着羽纱的仙子,被一些古代作家看成好象是云车风马、来去无从、“远引若至,临之已非”的东西。在西方是如此,在中国也是如此。

摘要：尽管比喻是跛足的,然而当我一想起晚唐的诗歌史、晚唐诗歌理论以至诗歌的时代风格时,首先从头脑里跳出来的却总是这么一个比喻、一个象征:花,或者说花的美。本来用“花”来比喻文学风格是很巧妙的。马克思不是为了强调风格要争奇斗艳而举出过玫瑰花和紫罗蓝花为例吗?他不是对那些要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的人,(如同把一些不同种类的花)“嵌在一个框子里”而提出过严峻的责问和坚决的否定吗? 唐诗被人称誉为鲜花是古已有之的。但最为有口皆碑的却是盛唐这一朵花。

摘要：新时期十年的古代文论研究,正象老树上放出的耀眼新花。它的深刻的社会内涵在于:对古代文论有了逐步深化的整体建设的认识。文学现象,本来就是一个包罗着无限层次、无限侧面的形象和心态的整体,既有其辽阔的横向,又有其悠远的纵向。古代文论也不例外。它包括着历代文论家从创作体会、文学评论以及多种多样的文学问题(也还包括着与文学问题密切联系的某些哲学问题,艺术问题、伦理教育问题、美学问题等等)抽绎出来的艺术规律,或渗透着感情的理性评价。在代有传人的理论批评史中,人们既看到文学观点以至理论体系所植根的历史土壤。

摘要：李商隐的政治诗中固然有不少佳作,然而他的爱情诗毕竟是更为著名的。要全面研究李商隐的诗,对他的爱情诗的思想境界和艺术技巧不能不进行探索,因为他的爱情诗正是他的整个诗歌创作中的一个重要部分。然而研究李商隐的爱情诗首先有一个最大的困难,就是由于他的诗意境迷离,加以年远事湮,资料缺少,爱情诗的对象较难明确。正如屈复所说:“……诗之文义如此,若必立所指何人何事,谁能起玉溪于九原而问之哉?”①也正因为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