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数字正义是指导和约束人类开发、设计、应用数字技术的价值准则,其本质是社会正义而非“机器正义”。在数字社会,数字正义的基本内涵是数据资源的合理分配、数字权利的充分配置、算法决策的公开透明和代码规制的规范有效,主要表现为分配正义、程序正义、互动正义和信息正义四种形式。数字化塑造正义空间,使正义的存在形态发生了从“比例正义”到“计算正义”、从“个体正义”到“群组正义”、从“契约正义”到“场景正义”、从“接近正义”到“可视正义”的深刻转型。当前在我国数字化战略实施过程中,复合型规范制度体系已初步建立,数据源头规制、算法赋权制衡和平台算法问责等制度,已成为我国法律规制保障数字正义的实践基点。下一步数字正义的治理结构优化,还需要在基础机制上充分配置数字权利及其救济方案,在实施机制上强化算法规制实施主体与工具的系统性,在保障机制上科学设计算法影响评估制度。

摘要：在中国兴起和推动法教义学的发展,对于法学研究者保存自身应有的学术独立地位,以学术独立攫取政治话语权,可能会产生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然而,法教义学从现行体制下的制定法出发,以维护、辩护甚至信仰制定法逻辑的立场和方法论,试图复兴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规范权威。为了摆脱政治话语的纠缠,法教义学不惜牺牲对自身教义来源及其政治后果的深度检讨,将法治简化为一种法的逻辑与解释的艺术。从政治哲学角度观察,这不仅可能误解和忽略了政治体制的实质,同样会误解当前中国一些基本的政治和社会事实。政治体制作为一种程序、技术,并不必然具备促成权力意志向"善"的能力,也因此不能保证法教义学教义来源的血统"纯正性"。另外,法教义学在构建自身逻辑图景的过程中,虽然提升了法的独立性、科学性,但却不自觉地将"理论掌握群众"的批判武器轻飘飘地放弃了,法教义学对自身羽毛纯洁度的苛刻要求,可能使制定法恣意地突破社会所能容忍的事实底线。要知道,脱离"社会事实"对法自身所构成的信仰危机比忽略政治本质的危险更加危险。

摘要：地方是国家治理的实施主体,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力量。在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要让地方在推行法治、提供善治、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和公共服务质量等方面充分发挥作用,就必须尊重和有益于社会可持续发展、促进制度正向激励,并大力创新具备实践解释力的地方竞争范式和分析框架。高成本制度体系不利于地方在新一轮竞争格局中胜出,传统地方压力型发展模式表现出明显“负效应”:财政压力导致体制外财政盛行;唯GDP主义增长模式造成社会问题集中凸显;维护社会稳定的方法与稳定目标相矛盾。从国家顶层设计角度而言,只有逐步将压力型治理结构转变为规则型治理结构,形成统一的司法权治理体制与运行机制,“条块”权力制约规范有力,地方发展模式尤其是地方竞争模式才能逐步实现良性运转。而地方被动或者主动的制度调适将成为下一轮改革的必然选择,地方法治竞争需求将在“诱致型”和“倒逼型”社会变迁过程中更加凸显。但是,由于各地制度体系改革的成本收益比差异明显,对改革目标函数合理排序的能力有限,“非正式规则”盛行,地方对为何及如何推行法治的认识呈现渐进式甚至坐等观望态势,地方法治竞争的制约因素叠加,这可能导致法治进程中的“渐进主义”“先富带后富”现象,因而不能期待中国地方法治发展整齐划一、同步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