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过度饮酒的危害是中国乃至全球面临的问题。本研究结合经典理论构建过度饮酒行为与地理环境关系的理论框架,使用广州市急救医疗指挥中心受理的公众急性酒精中毒呼叫记录、手机信令等多源时空数据,探究动态地理背景下过度饮酒行为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显示:(1)过度饮酒行为在时间上多发于周末和夜间,在空间上集中于城市商业中心;其空间分布在日间较为均衡,而在夜间较为集聚;(2)过度饮酒行为受酒精可获得性的影响,其与社区的KTV、交通站点密集度正相关。KTV的正向影响在日间主要体现在旧城区,在夜间体现在旧城区、近郊区和开发区,夜间的影响相对明显;交通站点的正向影响主要体现在近郊区,且在日间相对明显;(3)过度饮酒行为也受部分空间失序因素的影响,其与所在社区的土地建成率正相关,但与建筑楼龄、街景脏乱度等关系不显著。土地建成率的正向影响主要体现在新城区的景观风貌核心地区以及城郊结合部的城中村社区,且在日间相对明显;(4)过度饮酒行为与社会失序的关系较为复杂且时空分异性较强,其整体上与社区的外地出生人口比例负相关,与低教育人口比例和住宅租金正相关。(5)按照日间和夜间过度饮酒行为影响因素的聚类,分别划分不同的类型区,可针对这些类型区实施差异化的干预措施,以降低过度饮酒的危害。研究揭示了动态地理背景和较小空间尺度下过度饮酒行为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弥补了以往的相关研究对动态地理背景和时空异质性考虑不足、分析尺度较大等局限,相关结果能为酒精政策制定和完善、地区治安和卫生资源配置、城乡空间规划设计和相关健康问题的环境干预措施提供参考。

摘要：随着人们需求从物质向精神层次的提升,城市安全感的营造对社会的健全发展日益重要。同时,作为环境感知的一种,安全感存在一定的群体差异,了解这种差异及其环境影响因素有助于在城市规划中尊重并满足不同群体的感知需求。以往相关研究大多关注居住社区的安全感问题,针对居住区以外安全感知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少,同时缺乏环境影响的群体差异视角。因此,本文基于在广州市采集的1149份有效问卷调查数据,获取被调查者对中心城区最担心被偷及被抢(缺乏安全感)的地区,分别按高、中、低3个收入群体汇聚形成安全感地图,并使用负二项回归模型从建成环境、社会与经济环境、环境失序3个维度讨论环境因素对不同收入群体安全感地图格局的影响及其差异。研究发现:①火车站、客运站等对外交通设施所在地,广佛城市交界地带以及老城区商圈在3个群体的感知中均为高风险区;②3个收入群体对中心城区的安全感知空间分布存在一定的差异,其中低收入群体的感知空间与中、高收入群体的差异较显著;③对3个群体的安全感均有显著影响的环境因素为重要交通设施分布、蓝色空间、土地利用多样性与道路交叉口密度;④环境密度要素如娱乐设施、商务楼宇的密度对中、低收入群体的安全感更有影响,环境设计要素如天空开敞度、绿色空间占比对中、高收入群体的安全感更有影响,社会经济水平以及警务设施、活动人流不稳定性等环境失序要素的影响效果则存在较高的群体差异性。本文可为城市安全环境营造、安全意象建立、城市人本化和精细化规划管理提供理论参考依据。

摘要：城市建成环境对居民出行,尤其是小汽车通勤出行的影响是交通需求预测的基础性命题,长期受到关注。已有研究大多以单次出行作为研究对象,较少关注出行链影响下的出行协同决策问题。论文基于2017年广州市居民活动日志调查数据,采用Logistic模型检验了出行链视角下城市建成环境对工作日选择小汽车通勤出行的影响。研究发现,出行链中的非通勤出行与职住地建成环境存在交互作用关系,共同影响居民小汽车通勤出行方式选择。一方面,非通勤出行的时间顺序(到达就业地前的前项出行还是离开就业地后的后项出行)会影响职住地建成环境对小汽车通勤出行方式选择的作用关系;另一方面,非通勤出行目的地的建成环境要素会调节职住地建成环境与小汽车出行方式选择的关系。研究结论可为个体交通行为预测和基于个体模型的交通需求预测提供新的思路。

摘要：以居民的活动与移动为研究对象的时空行为研究已成为城市地理和城乡规划等领域的热点。时空行为数据采集和分析是支撑相关理论与方法体系不断完善的重要前提。时空行为调查是数据获取的重要手段,我国学者自1992年首次开展时空行为调查以来,在调查问卷设计、人员组织、抽样、调查实施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逐步探索出一套符合中国城市发展实际情况的时空行为调查方法体系。

摘要：开场致辞当前国内外灾害频发,造成的经济损失越来越大,造成的人员伤亡有时也会很多。例如,2021年7月郑州发生的“7·20”洪涝灾害,造成河南省16市150个县(市、区)1478.6万人受灾,因灾死亡失踪398人。2021年美国东海岸发生的“艾达”飓风也造成近百人死亡。但是,如果发生同等规模的灾害(hazard),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是不一样的。

摘要：公交车是服务居民日常活动—出行的重要微观空间,也是城市公共空间的组成部分。目前,车厢内微环境污染及其对乘客的负面效应已引起广泛关注。然而,国内外鲜少有研究分析公交车微环境对乘客舒适度的非线性影响,也尚未探测各个微环境变量影响舒适度的阈值以及乘客的最佳微环境暴露水平。论文在广州6条典型公交线路上同时收集车内微环境实时监测数据、乘客问卷调查数据、公交出行属性数据和公交车外部环境,采用随机森林算法构建公交车微环境与乘客舒适度之间的非线性模型并展开分析。研究表明,公交车内温度、相对湿度、PM2.5浓度、噪声和载客量均对舒适度有非线性影响,但影响程度各不相同。当车内温度为23.5~28.0℃、相对湿度为45%~58%、PM2.5浓度<28μg/m3、噪声<75 dB、载客量为8~26人时,有助于乘客在车厢微环境中拥有良好的舒适度水平。论文研究结果与现行环境标准存在一定差异,相关研究结论对城市微观空间规划与治理、微环境标准制定和交通管理有显著的政策启示和实践意义。

摘要：2015年年末,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强调,“做好城市工作,要顺应城市工作新形势、改革发展新要求、人民群众新期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人民是城市的灵魂和主人,是城市最根本、最重要、最能动的因子。“人民城市”的理念,回应了人民群众在社会发展新征程中对城市形态的新需求,体现了新时代包容共生的城市文化新品质,也是不断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提高城市治理能力的新目标。

摘要：“人民城市”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随着人口城镇化的深入推进,如何提升流动人口幸福感逐渐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本文采用2014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与心理健康专题调查”数据,构建“流动—环境—主观幸福感”研究框架,探讨流动背景下多维度环境对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流动”对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带来负面影响,流动时间长、流动范围小的群体受到的负面影响相对较小。第二,流动人口在居住和就业区位选择上存在群体差异,随着流动时间的延长,流动人口生活空间逐渐从边缘化社区转向常态社区;流动范围越大,流动人口职住空间边缘化特征越明显。第三,对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产生负面影响的因素包括城市空气污染、边缘化社区、陌生工作环境等物理环境因素以及社会排斥、居住隔离等社会环境因素。基于研究结果,从城市管理、公共资源配置、社区营造等方面提出建设“人民城市”的建议,以期助力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提升。

摘要：城市突发事件时人员会选择不同的交通方式(步行、驾车等)进行疏散,在交叉口处极易出现人车混行。提出了一种利用反向流和冲突消除策略的人车混行疏散路网优化方法,对主要疏散路径进行人、车流的反向以扩大通行能力,并在交叉口处禁止人、车的部分转向来进行人车分流以消减人车冲突。建立了以平均疏散时间和平均疏散路径长度最小为目标的优化模型,并利用遗传算法求解最优的人车分流方案。以武汉市2km范围内的路网为例进行实验,并针对不同的人车混合比例进行模型敏感性分析。结果表明,所提方法能通过人车混行网络设计提高疏散效率,在行人比例较高的情况下,平均疏散时间及疏散路径长度的改善较明显。

摘要：利用深圳市浮动车GPS数据,从路网、不同等级道路、交叉口3个层面分析城市道路网实际使用状况。结果表明：1影响路网交通流分布规律的因素有时间、道路自身属性、区位因素、直接相连的上级道路速度等;2从不同类别速度的道路长度配比发现深圳次干路的实际运行速度偏低,与《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设定存在一定的偏差;3交叉口对城市道路交通流的影响范围大致为100 m之内,35~40 m为交叉口平均排队长度,不同类型交叉口的参考数值存在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