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首先,总结从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不同时期公建配套供给与需求的特点。其次,归纳转型前后公建配套供给与需求变化对公建配套编制标准、城市居住社区组织模式及实施阶段参与主体的影响。再次,从规划编制和实施两个阶段出发,探析现有标准与需求之间的冲突,以及在买施过程中各主要参与主体z间协作的低效性。本文以广州市天河区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周边地区为例,探究转型期中国城市公建配套编制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摘要：2022年12月26日,国家卫健委网站发布公告称,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更名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同时发布的《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实施“乙类乙管”总体方案》指出,我国已具备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由“乙类甲管”调整为“乙类乙管”的基本条件。这标志着从2020年初爆发、持续了近三年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管控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新冠疫情给人们的工作、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对我国城镇化及人居环境也提出了新的挑战。因此,本刊特策划本期笔谈,邀请规划各领域的专家,从专业的视角,围绕“后疫情时代的城市韧性建设”展开讨论,剖析城市韧性建设在疫情防控中存在的问题,并针对不足提出规划应对策略,期望为未来城市的韧性建设与提升提供有益参考。蔡云楠等提出城市防疫韧性是“医疗设施+环境安全+空间品质+治理机制”的综合表现,缺乏任何一个要素的理解都是不完整的。城市防疫韧性的提升需要政府的超前谋划和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对其研究也不仅仅是“医学+环境学科+空间规划+管理学”的融合领域,还需要来自更多视角和系统性的并行研究及跨学科的融合思考与实践。翟国方认为保障人民健康的全面发展是城市规划愈来愈重要的内容,系统增强城市韧性则是促进人民健康全面发展的不二路径,并提出要提高城市规划对人的全面健康发展重要性的认识,科学编制健康城市规划以及重视健康风险管控技术的配套应用。王兰从公共健康角度出发认为韧性城市体现在现有各类设施应对疫情冲击的快速转换能力,既包含了公共服务设施的硬件空间改造,也包含了软件服务和应急预案的密切配合,建议将健康融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包括总体规划、详细规划和城市设计,在高风险城市和地区编制健康城市专项规划等。彭翀结合我国当前发展提出以高密建设的超大城市地区为重点研究对象,积极探索多风险耦合下的机制探索,从空间规划和建设的视角开展科学研究,制定韧性提升的规划与建设策略。王世福回顾了疫情发展过程后总结出城市规划要通过技术和制度创新赋能空间韧性,提高城市的免疫力,并积极开展城市研究解释城市空间与疫情的相关性,深入创新规划设计方法以实现更具韧性的城市。修春亮关注快速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的安全韧性问题,提出空间上的城乡融合是提升城市韧性的新方式。通过规划实现城乡空间融合发展,有助于形成优良的城乡景观和空间格局,通过城乡交融缓解生态压力、增加乡村活力和发展动力、促进城乡社会交融、培养青少年的乡村情节、维护传统文化根基、增加空间的多元性进而增加城市和乡村的韧性。王峤则从韧性城市发展框架、数字化信息平台建设、韧性城市管理体系三个方面提出韧性城市规划体系并提出实施路径,从宏观的韧性城市规划策略到中微观尺度的韧性社区建设提出应对疫情常态化的规划建议,推动我国韧性城市的研究和实施进程,提高城市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综合能力。周素红认为亟需探索平疫结合理念下的健康与韧性的城市发展模式,建设既保障平时城市正常运作的需求,又具备应对突发公共卫生等安全事件能力的韧性城市。其核心任务是加大对城市在促进公众健康与应对重大公共事件方面的基础研究;构建和优化韧性城市空间规划体系,补足城市建设短板;进一步提升城市的基本健康服务能力、应对疫情等事件的抵御、适应和恢复等综合能力;完善韧性城市规划建设的保障机制,提升平疫结合的城市综合治理水平。姜洪庆提出空间韧性是整合城市要素密度、强度、流量、流速,以及空间层级的复杂性与连续性,将各种有效防灾途径与工程性措施结合起来,保持城市响应不同承灾阶段要素流动与形式结构的空间稳定性。风险识别、不确定性规划、协同管治、数字化与互联网技术,是空间韧性的核心维度。邵亦文认为应把新冠疫情作为城市品质提升的“机会之窗”,充分重视社区小微公共空间的价值,从“增量”和“提质”两个方面着手改善,使之更具有应对不确定风险的韧性,同时更好地服务城市居民和社区。

摘要：本文在梳理城市地理学与时间地理学相关概念的基础上总结给出了城市时空间结构的概念内涵。城市时空间结构的内涵是以时间地理学对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研究作为基本方法,在城市地域内,以居民日常活动的一个基本周期作为时间尺度,该时空范围内所有人时空活动的关系及其组合状态。具体研究内容包括四个方面:其一,回顾了城市时空间结构的渊源,并对城市实体空间、城市社会空间、城市认知空间以及城市时空间概念进行了对比分析。其二,对国内外城市时空间及其相关研究进行了简要的归纳和梳理。其三,对国内城市时空结构的相关研究进行了回顾。其四,对城市时空间结构研究的相关内容进行了述评。认为随着地理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多元数据的出现,城市时空间结构有如下特点:在研究内容方面,城市时空间结构研究的内容和切入点不断增多;在研究方法方面不断成熟,时空路径模拟、时空展示和对大数据处理技术方面不断成熟;在研究数据方面,逐步从传统的以出行日志为主的数据源走向以GPS数据和手机数据及其他数据相结合的多元数据融合。

摘要：采用便携式空气污染监测设备对广州市环城高速内的中心城区PM2.5污染情况进行移动监测,获取225.7万条频率为1 Hz的PM2.5监测数据,基于此对研究区进行10 m×10 m高时空分辨率的PM2.5污染模拟,并分析移动采集的可靠性及城市中心区PM2.5污染时空模式。结果显示:天气状况稳定条件下移动监测的城市PM2.5数据在时间维度与固定监测站点数据呈现较显著相关性(R^2为0.72~0.86);广州市中心城区的PM2.5污染时空分布在短时间内具有显著的时空分异特征:时间上,干、湿季的平均逐时极差分别为27和11μg/m^3,质量浓度最高值和最低值出现的时段与当天的背景质量浓度值有关;空间上,交通枢纽、商业中心、工业园和大型商贸市场附近PM2.5污染风险高,公园绿地、高校、高级住宅区等风险相对较低,且呈干季西高东低、南高北低,湿季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异特征。

摘要：广州是经济总量全国第三大的城市,从城市职能看也体现了较强的自身特点,在全国城市体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本文从历史视角对广州城市职能演变进行分析,运用统计分析和GIS技术,对广州的区域辐射范围进行研究,以2000-2005年全国城市统计资料为基准,探讨不同区域层面上的城市核心职能。在此基础上,结合国务院发布的《珠江三角洲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提出把广州建设成为"国家中心城市"的定位,构建广州的核心职能体系。

摘要：“数字城市”建设是信息时代的必然要求。作为巨大的系统,“数字城市”涵盖着城市经济、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数字城市”不论从本身的建设架构、建设初衷,还是服务对象来说,都具有很强的系统性和复杂性,决定了“数字城市”规划需要充分考虑非技术层面上的人文因素,“以人为本”是“数字城市”建设进入可持续发展轨迹的重要前提。目前,我国已初步具备“数字城市”建设的“天时”、“地利”,“人和”成为决定“数字城市”建设成败与否的重要因素,而决定能否“人和”的重要前提之一在于是否充分考虑“以人为本”。本文从“人本”的角度分析“数字城市”对未来城市发展可能产生的影响和这种影响对“数字城市”建设的潜在要求出发,提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数字城市”规划思想，将“以人为本”贯穿其中。

摘要：时间是急救服务的敏感因素,急救服务设施可达性的时空差异对于评估急救设施的选址及急救服务调度的效率,解决公众急救医疗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矛盾,辅助政府部门的决策都至关重要。交通拥堵是常见的城市问题,尤其是在城市中心区域更为明显,由于交通拥堵带来的时间滞后对急救服务产生的影响不容忽视。本文通过浮动车GPS大数据,分析交通拥堵对广州市中心城区急救医疗设施时空可达性的影响。结果表明:1在考虑道路实际通行状况的情况下,在交通高峰期,社区的急救医疗服务平均可达时间和最长可达时间分别比采用设计时速计算增加20%和25%。2可达性存在明显的时空差异。急救医疗服务可达性以急救医院为中心,沿着路网向四周呈现衰减趋势。急救医院布局较多、路网密集区域的可达性高,反之则低。交通拥堵对路网密集、行车规则设计复杂以及存在通过性交通流的地区影响显著。3对不同阻抗系数下可达性变化的敏感性分析,发现随着阻抗系数的增大,可达性变化的趋势有所放缓,紧急医疗服务可达性的分异变小;这一变化趋势在交通平峰期表现更为明显。因此,在研究城市中心区域急救医疗服务时,考虑交通拥堵对可达性的影响,需要构建基于实时交通状况的可达性评估模型,合理选择模型参数,优化实时急救医疗服务调度,提升急救服务的效率和质量。

摘要：主要归纳探讨了城市规划及其相关学科的“人本”思想，并分别从规划设计和规划管理等角度，阐述了城市规划中“以人为本”的体现和新技术的发展对“以人为本”规划的支持与展望。

摘要：个体在受到外界压力的情况下心理状态需要得到恢复,城市公园环境对恢复个体的心理状态具有重要作用。然而,目前缺乏从微观尺度促进心理恢复的城市公园设计维度和要素的定量研究。因此,以在公园中活动较活跃的青少年群体为对象,选择广州市3个典型的城市公园为案例地,通过调查青少年在公园的活动路径测度其所处环境特征,并运用感知恢复性量表评估其在城市公园的恢复性感知状况,从而建立城市公园环境特征与恢复性感知的回归模型,进而反演获得城市公园恢复性感知地图,识别出高恢复性感知节点,总结其环境特征进一步形成相应的设计启示。研究发现,环境特征中活动度对恢复性感知的影响最大,依次是自然度、服务度、标识度和景观度。恢复性感知地图中识别出的18个高恢复性节点可归纳为5种类型,分别为运动集中型、娱乐集中型、活动广场型、滨水景观型和文化景观型,最后,总结并提出每种节点的恢复性设计启示,为不同类型公园节点的打造提供参考。

摘要：出租车作为城市重要的公共交通工具,在满足居民日常出行需求、提高出行效率方面的作用举足轻重。已有研究分析了城市建成环境对居民出租车出行需求影响的空间异质性,但受限于交通大数据的可获取性,尚未考虑到该影响在时间维度上的差异,而研究时空差异恰恰可为制定更符合居民出行需求的城市交通系统规划、日常管理与决策以及智慧城市建设等提供参考依据因此本文考察了在时间维度下,建成环境对出租车出行需求影响机制的时空特征与模式。结果发现,人口密度的影响在外围地区具有全天候的正向作用,而在城市内部则一直呈现负向影响且随时间推移,影响的"负值中心"逐渐西移;就业岗位密度的影响在全域空间上均为正向影响强度由中心向外围地区逐渐增强,且随时间推移影响的强弱区域范围发生融合与重组;土地利用混合度的影响强度较大,作用机制与所处地区的中心地级别有关,但时间维度上的差异不明显;道路网密度在全域均具有正向影响作用,且外环路以内地区为全天候影响较弱的区域晩高峰时间段出现"双弱中心"的时空演变格局。最后通过聚类发现,人口密度主导影响的地区全天都分布在城市边缘地带,就业岗位密度与之相似;土地利用混合度主导影响的地区从早至晚有从中心城区向外扩散的趋势,且呈现中心地区负向作用、外围地区正向作用的影响机理;道路网密度主导影响的地区在不同时间段呈现跃迁与扩张变化,经历了从郊区到中心区再回到外围生态休闲用地上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