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福州一带过七夕,在传统节俗之外,还有分豆结缘。所分之豆为蚕豆,这是福州的地域民俗。最初的分豆结缘应是从佛教舍豆结缘迁移而来。至清乾隆时期,民间感念知府李拔在此地造福惠泽一方,拈蚕豆纪念他在此地大倡蚕桑之功。福州七夕分豆结缘习俗融合了结缘、纪念等多重内涵,又有民众趋吉的心理沉淀其中。清乾隆以后,七夕分蚕豆结缘习俗便在福州一带流行开来,甚至只兴结缘而不闻乞巧。民国年间,结缘与乞巧在福州七夕中融合起来。至20世纪七八十年代,分豆结缘之风渐趋式微。进入21世纪,分豆结缘旧俗焕发新生。出于对和谐的追求,福州“邻里节”应运而生,它直接脱胎于传统的“结缘节”。

摘要：为有效解决以往矿山生态修复治理过程中修复效果不理想、生态修复指数数据获取精确度不高等问题,进一步促进矿山生态修复治理自动化、精细化发展,使用文献分析法与综合法,对3S技术在矿山生态修复治理中的应用展开分析,并从计算矿山生态修复指数、基于3S技术的矿山生态修复治理流程、构建矿山生态修复补偿机制3个方面探讨基于3S技术的矿山生态修复治理的技术应用方案设计,以期为高效开展矿山生态修复治理工作提供参考与借鉴。

摘要：随着“血汗工厂”“环境污染”“儿童奴工”等事件频频爆出,当今企业需要从单一追求短期经济效益转向履行社会责任,从而实现企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聚焦如何协调品牌商和供应商共同参与履行供应链上游社会责任,考虑了消费者的亲社会属性和参考效应,采用微分博弈方法构建了品牌商和供应商分散化决策、集中决策和单边成本分担契约三种模式的决策模型,设计了双边成本分担和收益共享契约,实现了供应链的完美协调.研究发现:1)亲社会性消费者比例的增加会倒逼品牌商和供应商提高社会责任履行努力,但消费者过度依赖品牌商誉判定品牌商供应链上游的社会责任履行水平会降低供应链成员履行社会责任的积极性.2)单边成本分担契约激励供应商提高了社会责任履行努力,且未影响品牌商的社会责任履行努力.契约刺激了品牌商誉和消费者参考价格的提升,促使品牌商和供应商利润的增加.而且,当消费者参考品牌商供应链上游社会责任履行水平效应对参考价格形成影响较大时,该契约下的参考价格反而高于集中决策模式.然而,该契约难以推动品牌商和供应商共同提高社会责任履行努力,无法实现供应链总利润的最大化.3)当品牌商的收益分享比例处于中等水平时,可以促使品牌商和供应商都参与双边成本分担和收益共享契约,并实现供应链的完美协调.

摘要：《尚书》中的“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在后世经学阐释中逐渐开启了“狂”与“圣”之间的分野,宋代以降屡有对“狂”“圣”分野的质疑与重释,明代关于“狂”与“圣”的讨论开始往“心学”之路上走。王阳明在致良知的思想框架中阐释“狂”及“狂者胸次”,“圣”及“圣人气象”。王阳明认为,狂者依良知真是真非而行,在行为上“嘐嘐圣人而行不揜”,有“凤凰翔于千仞气象”。他提出“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将成圣的根据牢牢安置于人的内心,“圣人之学,惟是致此良知而已”,将圣人之道与自己的致良知之学绾合起来,高屋建瓴地提出“圣人气象不在圣人而在我”。在他的思想中“狂”与“圣”渐趋弥合,在他的人格上“狂者胸次”与“圣人气象”也渐趋融合。“狂者胸次”与“圣人气象”趋融的关捩就在于“裁”。以“致良知”裁之,“狂”之资与“圣”之质在阳明的人格上趋于圆融自如。

摘要：儒道两家对儿童的体认多指向道德属性,中国古代对“赤子之心”也持褒扬和推崇的态度,对“童心”则在诟病中偶有称许。至明代,王阳明及其后学既从道德属性上体认儿童,亦从自然属性上体认儿童,拓展了中国古代对童心的体认路径。王阳明在其良知之学的思想范畴内视儿童为独立完整的个体,首称“童子之情”,视“乐嬉游”为童心之本体,主张对儿童予以尊重和滋养,对自己的童心也弥加珍视。王龙溪以“直心”呼应王阳明的“良知”,主张以复还清净的童蒙之养来成就入圣之功。罗近溪接续王阳明的良知之悟,续阐“赤子之心”,以亲亲之仁为“赤子之心”的内核,以不学不虑、原日形体为其思想所归。李卓吾高擎“童心说”的旗帜,以真实无伪为童心的内核,指斥闻见道理对童心的障蔽。王阳明及其后学对童心的体认愈益走向叛逆,也呈现出合乎逻辑的演进轨迹。

摘要：以两个制造商与一个零售商组成的双渠道供应链为研究对象,分析制造商竞争与合作模型下供应链的最优均衡策略,并探讨系统关键参数对供应链各成员利润的影响.研究发现,只有当减排效率差异水平满足一定条件时,两制造商才会同时选择合作,且合作模型下制造商的利润总和增大,而减排努力、广告分担率、广告努力和零售商的利润减小.随着传统渠道市场占有率、减排竞争和广告竞争的增大,竞争模型下零售商的利润增大,而合作模型下的利润与广告竞争无关;制造商的利润变化取决于减排效率、网络渠道和传统渠道的边际利润.

摘要：考虑由一个制造商和一个零售商组成的双渠道供应链,将产品商誉和减排量作为状态变量构建微分博弈模型。文章首先讨论了不同渠道结构下供应链成员的最优均衡策略,随后探讨了广告合作-减排成本分担契约对供应链协调性的影响,最后通过算例对模型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产品商誉轨迹随时间变化呈现多变性,而减排量轨迹则具有单调性。与单渠道相比,双渠道下零售商的广告努力和利润下降,而制造商的减排努力和利润增大,只有当传统渠道市场占有率较高且制造商竞争较小时,制造商单渠道的利润才高于双渠道,此时制造商将不会开设网络渠道。广告合作-减排成本分担契约可以实现制造商、零售商和整个供应链系统利润的帕累托改善,且消费者低碳偏好和品牌偏好越高,制造商和零售商越有动力达成合作。

摘要：考虑消费者扶贫偏好,以单个农民合作社、单个农产品加工商和单个电商平台组成的三级农产品供应链为研究对象,研究企业扶贫对于供应链总利润和各成员利润的影响.研究发现,当电商平台和农民合作社未对加工商进行激励时,加工商不会主动参与扶贫,且当农产品产量处于较高水平时,企业参与扶贫才可能增加利润,并存在一个最佳扶贫水平使利润最大.最后,通过设计"农民保证金+电商平台补贴"的两部制契约,使供应链实现帕累托改进,为现实中企业在扶贫同时提高自身利润的合作机制设置提供理论支持.

摘要：本文考虑了碳排放限额与交易机制下,基于嵌入式低碳服务的一个低碳服务提供商与一个碳排放依赖型制造商的产量决策、碳净化水平选择和收益分配问题,设计了三种不同的契约来协调参与主体的最优决策.对所设计的契约分析发现,两部制费用契约下,制造商与低碳服务提供商能达成契约一致,但不能实现二者利润最大化目标;低碳净化收益契约下.制造商与低碳服务提供商不能达成契约一致;碳净化成本-收益共享契约下,在满足一定参数条件时,低碳服务提供商与制造商能够参与并实现二者利润最大化下的最优决策.同时分析了参与主体在不同情形下契约的选择,关键参数对低碳服务提供商与制造商的最优决策和利润的影响以及低碳服务提供商对项目的最低投资和绩效水平的确定,可以为企业决策提供参考.

摘要：政府的节能减排政策以及消费者的低碳偏好给企业的生产运作带来了重要的影响。以此为背景,以单个制造商和单个零售商组成的低碳供应链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广告合作契约及广告合作-减排成本分担契约对供应链最优决策及协调性的影响,并探索了零售商考虑公平关切前后,低碳供应链最优决策及渠道协调有何变化。研究发现无论零售商是否考虑公平关切,仅采用广告合作契约均不能实现渠道协调;但当采用广告合作-减排成本分担契约时,零售商的公平关切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改变契约本身的协调性,为现实生活中,当零售商考虑公平关切时,制造商应该如何设计低碳供应链合作契约提供了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