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浙江省全面推进数字化改革中形成的“赛场”竞争模式避免了传统竞争模式下压力传导的衰减和分散效应,形成了“多赛道”+“多赛段”的竞争格局,大大拓宽了竞争的“带宽”和“频段”。“赛场”有效运作的关键在于通过“增压”“承压”和“控压”环节,让任务承担部门围绕数字化场景这一“赛段”在不同赛道中展开有效竞争,进而实现对数字化改革任务的创造性执行。以赛道驱动场景和以场景承托赛道,分别实现了对传统科层结构的纵向穿透和横向整合,使得压力和资源能够在各个部门间合理配置和有效整合。“赛场”竞争模式既是自上而下有规划的“顶层设计”,也具有“自下而上”开展资源整合的底层逻辑。通过以赛道驱动场景的跨层增压机制、以场景承托赛道的分段承压机制、聚合赛道与场景的赛场控压机制,“赛场”在强化了任务结构和激励效用的同时,给下级部门创造性完成任务提供了创新空间。虽然有着成功实践,但“赛场”竞争模式仍面临领导重视程度、资源注入、技术水平等多方面的限制。

摘要：前馈控制被广泛应用于超级平台企业的内部管理和商业模式之中,在带来显著绩效提升的同时,也造成平台企业相对于外包员工、入驻商家以及消费者等利益相关群体的控制优势,形成对既有监管技术和监管能力的挑战。传统政府监管模式是基于反馈控制而设计,基于反馈控制的政府监管与平台企业前馈控制运营模式之间存在“代差”,导致了监管部门在平台企业监管方面的被动。“前馈监管”则要求监管部门同样基于前馈控制设计监管制度,通过构建大数据分析模型对平台企业行为后果进行预测预警,提前布局监管措施。“前馈监管”可以被视为回应性监管的一种特殊形态,是基于预测预判基础上对回应环节的前置。构建前馈监管与回应性监管协调衔接的监管体系,是推进平台企业监管常态化的可行路径。

摘要：法治的根本在于控制国家权力、保障社会权益,而制约与监督是控制权力和保障权益最基本的制度基础。制约与监督具有不同的权力关系和不同的控权功能,准确把握制约与监督在制度和功能上的区别的前提是理解制约与监督不同的内在逻辑和运行机制。传统"强监督—弱制约"的控权模式使制约制度的功能被削弱,监督制度的固有缺陷被放大。唯有在强化监督的同时合理设计权力主体之间的制约结构,建立并完善"制约—监督"均衡的控权制度,才能更加有效地推进我国法治建设,提高预防和惩治腐败的水平。

摘要：改革开放肯定了以个人利益为基础的激励制度。而国家公职人员的职业责任是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于是国家公职人员在行使公共权力过程中必然会存在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冲突。利益冲突贯穿于公共决策的全过程。当前我国处于集权权力结构向制约权力结构的变迁过程之中,既有的利益表达渠道容量不足,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决策规则和激励机制尚未建立,对公共决策中的利益冲突的防范与化解形成了严峻挑战。化解和防范利益冲突对公共决策的不当影响,需要增强公共决策的开放性,改革当前决策权力过于集中的体制,健全决策规则设计,完善决策激励机制,以此来限制与引导决策者的自利行为。

摘要：城市滨水区域是城市发展中的关键资源和环境载体。国内外大多数著名城市滨水区域都经历过"兴盛—衰败—复兴"的过程。通过立法实现对城市滨水区域的整体布局、统一规划,是国内外许多城市的共同经验。"拥江发展"是杭州城市格局的重大跨越,也意味着沿钱塘江滨水区域的重大发展契机。应当从加快"拥江发展"专项立法进度、立法明确"拥江发展"管理体制机制、立法明确"拥江发展"规划体系法律地位等方面,尽快推动"拥江发展"法律保障体系建设。

摘要：公共权力透过制度设计来引领和塑造良好社会习惯,已成为当前政府社会治理的重要目标和常用手段。传统社会中良好社会习惯的实现通常是自发生成的结果,而制度对社会习惯的"形塑"则形成了公共权力对社会习惯的"制度规训",其中蕴含着政府权力意志对于社会习惯本身价值的判定以及方向的选择。文章以杭州市"斑马线礼让行人"的案例,对制度形塑良好社会习惯的要件与过程展开了具体分析。通过对制度规范的准确性和明确性、应用选择性激励机制以及引导社会成员对制度的价值认同等途径,制度在知识、行为和价值三方面完成了对社会习惯的规训,并使制度成为被社会成员普遍认同和自觉遵行的行为规范。而制度能否成功塑造良好社会习惯还需要综合考虑经济社会制度变迁、政府制度化资源和能力、重大突发事件的影响以及关键契机的把握等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