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现代组织三大权力要素是由用人权、财政权与治事权构成,而财政权日益成为现代国家治理的基础。财政权在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中发挥建构现代国家治理的形象、成为当代中国现代国家制度建设的有效突破口以及形成中国国家治理的权力三分与监督新范式等作用。当代中国财政权改革的总体部署可以用"一个总纲、一个方案、一个指导意见"来概括,其主线是围绕建立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财政权而展开的,其控权机制改革实践以控制"三公"经费支出为先导,构建公开透明机制、监督约束机制、权责对等机制、立法保障机制等。当代中国财政权控权机制设计的战略安排的核心是理顺执政党、人民代表大会与政府三者的关系,即发挥政党的"方向性作用"、人大的"审查性作用"、政府的"绩效性作用"的"三位一体"作用。在控权机制设计的路径选择方面,走制度化统率渐进化、分层化与立体化的改革路径,开创通过控制财政权来带动整体性权力制约的中国式权力制约新路。

摘要：破除"中南海政策出不了中南海"的"部门利益梗阻现象",需要重新回到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与协同性的方法论上来。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破解部门利益梗阻,从系统化的顶层设计视角,理应建构包括有权威有使命感有担当的顶层设计师队伍、有战略有目标有绩效的顶层设计制度安排、有试点有配套有时间节点的顶层设计路线图、有公开有参与有监督的顶层设计参与文化四大发展方略。在此基础上,还应从制度体系与方法论上直面当代中国全面深化改革三大元问题的挑战与应对。

摘要：城市因其独具的"神圣、安全、繁忙"三大价值而成为人类文明的集聚地。人类社会的城市化进程推动了一国范围内或跨国(地区)间空间规模的重塑,导致区域空间规模治理成为一个历史性难题。当代中国区域治理的内涵演进,经历了从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区经济"到市场经济体制下"区域经济一体化"再到科学发展观下"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的阶段性嬗变,并呈现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区域大中小城市群与小城镇的发展、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三位一体"要素的耦合特征,展现发展思维的更新和制度安排的选择之制度试错逻辑。建构当代中国区域协同治理的新图景,需要从区域战略规划视角对区域治理政策框架体系进行顶层设计。

摘要：民主集中制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实践中,是组织原则、运行机制与制度构成的总称。民主集中制在政党组织权力和国家权力关系中,因不同的问题导向和价值取向,形成了三种不同应用类型。民主集中制除了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原则以及中国国家机构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的基本原则外,在实际政治生活中日益表现为一种议事与决策制度,其直接后果是推动了民主集中制从制度文本向实践机制的转型。将责任制引入到民主集中制中,形成民主集中负责制的理论与制度,是执政党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保障。实行民主集中负责制具备理论与现实可行性,需要从顶层设计视角将民主集中负责制上升为执政党与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形态、将组织与决策主体以及权力运行过程纳入到民主集中负责制的责任追究制度框架、将民主集中负责制的责任形态纳入到法治的基本框架。

摘要：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经历了一个从平面化到立体化的空间演化过程,并进入到了以中心城市和都市圈为引领的城市群中国时代,构建了大都市圈发展格局、跨域经济带发展格局、跨域城市群发展格局、区域发展格局与跨国经济文化带发展格局相互联通、贯通与叠加,融“都带群区路”等发展战略于一体的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空间布局格局。从中国的改革开放空间布局战略到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空间布局战略体系的演进,折射的是当代中国城市化自身发展的演进逻辑与新型城市化发展道路开辟的发展逻辑的“双重逻辑”建构,以及由此开创的人类社会以大都市圈为导向的城市化发展模式的理论叙事重构的新篇章。大都市圈以遵循经济发展规律、探索新型大都市治理范式、引领城乡融合发展、实施新型“都带群区路”融合发展战略体系的多重目标而成为介于中心城市与城市群之间的最佳实践场景和发展形态,并在实践中形成了“抓两头促中间”的区域协同治理体制机制创新路径,即在宏观层面上注重“顶层设计、规划引领、制度对接”,在微观层面上重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标准一体”,在中观层面上推动区域“产业链集群发展、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经济社会文化一体化发展”,为全面提升新时代中国以大都市圈为核心的城市化发展绩效,最终走出一条由人民本位观引领的带有普遍意义的新型城市发展道路奠定理论与实践基础。

摘要：由以世界级城市群为目标的新三大都市圈与以国家级城市群为目标的四大核心城市群共同构筑的当代中国城市发展新形态,标志着以大都市治理范式建构为目标的当代中国国家建设主导范式的正式登场,昭示当代中国国家建设催生以大都市治理为核心的发展新动力,开辟以大都市治理为主战场的发展新空间。当代中国大都市治理范式是集共有权利、共有设施、共有规则、共有形态、共有绩效以及共有知识体系于一体的新型大都市治理范式,呈现了基于共享的统筹式治理模式、基于ICT的智慧型治理形态、政府主导下的多中心治理机制"三新"特征。推动当代中国大都市治理范式的转型,必须遵循从统筹区域合作到促进协同发展再到推进区域经济社会文化一体化发展这一中国式制度演进轨迹的基本经验,坚持"先规划对接,再深度协同,后一体化发展"的战略理念,实施"区域规划对接对联、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市场体系开放开发、区域制度深度融合、经济社会文化一体化发展"五位一体的战略举措。在此基础上,用大都市治理范式创新的最新理论成果与制度体系设计,为当代中国大都市治理现代化提供富有指导意义的理论资源与发展动力。

摘要：经过多年的发展,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本文通过系统梳理关于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模式之争的文献,以及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进程经历过的从需要中央政府宏观协调,到主要依赖各省市城市政府自发协商合作,再到重新需要中央政府顶层设计,高质量提升区域一体化合作水平的螺旋式上升之基本经验,剖析了新时代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的优势与不足,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站在新时代起点上的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新型战略,需要将视野放到引领当代中国国家现代化发展30年、50年、100年乃至更为长远的根本战略的制定之上这一具有高度前瞻性的创新性观点,即到2050年,构建以'区域规划一体化'为引领——以'上海大都市圈管理委员会'为突破口——以'上海都'行政区划为落脚点的'分三步走'式'都带融合发展战略'。

摘要：从大都市圈协同治理视角考察长三角地方政府事权划分的核心内容，主要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区域中间型组织间三者事权与财权关系的构建问题。通过对上海大都市圈地方政府事权划分、中央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关于上海大都市圈地方政府事权划分，以及上海周边省份近沪地区关于地方政府事权划分三大文本内容的分析，对上海大都市圈地方政府事权划分的创新思路、顶层设计与推进路径进行了系统阐述。着重探讨了在区分中央事权、区域共同事权与地方事权基础上，通过整体性规划引领模式，以区域发展规划权、区域环境治理权、区域基础建设权、区域交通建设权、区域文化发展权为重点，构建以上海大都市圈管理委员会为核心的区域中间型组织的可行性问题。结合长三角区域合作的经验与教训，提出加强区域治理立法、成立跨区域行政组织、建立区域治理制度体系、创新区域合作新型机制等符合实际且具前瞻性的对策建议。

摘要：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50%,中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城市(群)中国时代,城市发展模式也由原来的外延式扩张向内涵式质量提升转型。新型城市发展模式催生城市治理机制的创新,城市精细化治理应运而生。以上海推进"五违四必"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为例,系统探讨城市精细化治理的顶层设计及其实施过程、具体绩效等问题,由此发现,上海通过权责配置精细化、资源统筹精细化、行动策略精细化、执行过程精细化、社会支持精细化等五个方面的工作,有力地推动了城市生态环境综合治理进程。在此基础上,从法治化、标准化、智能化、常态化和参与化的视角,对进一步提升上海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提出了相应的优化对策,主要包括深化城市基层执法体制改革、推进城市综合治理标准体系建设、加强现代信息技术手段的运用、建立健全源头治理机制、建立城市治理决策执行监督全过程参与制度等。

摘要：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一直是西方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几百年来争论不休的焦点问题之一，从强调“看不见的手”（市场）的自发作用到强调“看得见的手”（政府）的干预作用，从市场失灵到政府失灵，经过多次往复，人们才逐渐认识到“两只手”并举的重要性，认识到“要选择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