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针对当下"人产城统筹"存在的现实需要,从产业集聚推进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客观依据出发,本文建立了一个新型城镇化与产业集聚耦合协调度模型。选取2008—2014年分行业面板数据,利用DIF-GMM和SYS-GMM方法从农民工市民化视角考察了新型城镇化与产业集聚互动发挥的积极效应。结果表明,产业集聚指数与新型城镇化发展指数并未实现协调一致,二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度从2008年的0.1146逐渐攀升至2012年的0.4726后又迅猛降至2013年的0.2516,均值为0.2918,互动水平偏低,尚处在磨合阶段;二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具有倒"U"特征,提高二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度将显著提高农民工市民化指数。在深化新型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耦合互动过程中,应遵循市场规律,加强产业转移力度,围绕"人"的各项事业,依靠产业集聚形成产业区,进而对产业区按照新型城镇化的目标要求进行架构。

摘要：当简政放权与政府补贴同时作用于企业技术创新时,它们之间存在怎样的相互关系?这是关乎政府决策取向的基本问题。本文基于世界银行对中国企业营商环境的调查数据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论显示:从整体上看,简政放权与政府补贴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互补效应,在不同的情景下,它们之间的互补效应存在差异,甚至可能存在替代效应。在制度环境好的样本企业中,简政放权与政府补贴具有显著的互补效应;在制度环境差的样本企业中,它们之间的互补效应不明显。在高研发密集的样本企业中,简政放权与政府补贴具有显著的互补效应;在低研发密集的样本企业中,它们之间存在替代效应。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当前继续推进简政放权将促进更多的企业开展工艺创新;简政放权对企业管理创新的边际贡献要低于技术创新。本文认为,在简政放权与政府补贴存在互补效应的情景下,政府可以采取适当缩减补贴资金、进一步加大简政放权力度的举措来促进企业创新,降低信贷过度的风险。

摘要：装备制造业是国民经济发展基础,采取切实举措促进装备制造业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随着"工业4.0"、《中国制造2025》以及"互联网+"等战略逐步深化,以"智能生产与服务网络(Intelligent Production and Service Network,IPSN)"为主要特征的产业创新体系日臻完善,中国装备制造业必将交融于全球一体化的产业网络体系之中并实现转型升级,否则或将面临优胜劣汰风险。在此背景下,研究认为新型产业创新平台是为一项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工具,其职能不仅包括管理和信息服务,更应涵盖个性化、模块集成和全程价值链供给战略。利用结构分析法以及功能/价值分析法得出,智能生产与服务网络条件下,平台基本构成包括决策体系、信息感知和传输体系、智能生产与服务组织体系、创新支撑体系。进一步研究发现,平台将由"镶嵌"于产业组织体系向"交融"于智能生产与服务网络体系变革,存在形式具有多样化特征。

摘要：利用世界银行关于中国企业营商环境的调查数据,从企业研发产出和制度差异双视角实证检验了简政放权与腐败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交互效应.研究发现,简政放权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促进作用,腐败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抑制作用,简政放权能够弱化腐败对企业技术创新的负面影响.在制度环境差的地区,简政放权对腐败引致的负效应有着更为显著的抑制作用;对研发产出低的企业而言,简政放权更有利于此类企业开展技术创新.根据本文结论,政府应当有针对性地加强制度环境差的地区简政放权落实力度,简化制约研发产出低企业技术创新的行政审批环节,将技术创新成果交由市场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