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法律行为制度为焦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悬赏广告的规范适用既涉及合同编的局部衔接,也涉及总分则的协调与整合。悬赏广告意思表示在相对人、标的、发出、失效等方面有其特殊性。"合同说"之下,只要相应的承诺构造不固守"意思实现说"的逻辑,仍可实现对完成行为时不知悬赏者的保护;相比"单方行为说",还能更妥当地处理非完全行为能力人的利益保护问题。从总分则体系协调的角度观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采"合同说"是妥当的,其原理构成则宜采"意思行为说",区分"完成特定行为"和"承诺意思表示"两个环节,悬赏广告意思表示属于附生效条件的要约。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499条明确了悬赏法律行为可产生报酬给付的债之关系,涉及作为独立合同类型的"悬赏广告合同"。悬赏意思表示是相对人不特定的要约,认定其主体、内容应根据所涉不特定相对人的通常理解作意思表示解释。特定行为人经完成行为取得承诺资格后,可决定承诺悬赏要约,成立悬赏广告合同。已成立的悬赏广告合同的效力可能受制于特定行为人或悬赏人的行为能力,悬赏人非诚意而发布悬赏仍可能成立合同并生效。遗失物拾得人负有法定返还义务不影响其基于悬赏关系取得报酬请求权。完成特定行为并非义务,不存在与给付报酬之间的履行抗辩问题。悬赏广告合同是否排除无因管理规则,取决于个案中悬赏关系是否对管理费用等问题作了特别规制。若经完成特定行为并承诺而成立有效的悬赏广告合同,则悬赏人取得行为完成之利益不构成不当得利。优等悬赏广告合同在要约识别、成立流程、效力内容等方面有其特殊性。

摘要：……我最初的“野心”是为那些试图理解世界各国纷繁复杂的司法管理方式的人们提供一种法律程序的类型学。我从人们看待政府结构和政府功能的不同方式所提供的素材出发来建构这种类型学。在这样做的时候，我相信政府结构和政府功能这两种政治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程序规则的生长环境，并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程序制度的基本设计。但是，我同时也希望我对官僚机构的各种组织方式以及人们看待政府角色的不同方式的讨论，有助于提醒人们注意适合于某一程序性权力运作环境的条款被移植到另外一种环境时所可能产生的问题。

摘要：请求权基础的界定,应区别于蕴含相应规范内容的法条,具体的法条只有在体系中基于其规范目的作解释和整合,方能还原出支撑具体请求权的请求权基础规范。对于悬赏报酬请求权而言,《民法典》第499条引致了已经成立并有效的悬赏法律行为,后者才是请求权的实质来源。相应地,“单方行为说”与“合同说”的争议,不仅具有理论说明价值,对于《民法典》第499条的体系化适用也有实践意义。在“一错千金”悬赏案中,应以不特定相对人之通常理解的客观视角,判断悬赏要约的成立与内容,确定特定行为完成的标准。完成特定行为并非义务,而是悬赏要约对特定行为人生效的条件,故特定行为未完成时也不涉及悬赏人的履行抗辩权问题,悬赏合同也不同于典型的实践合同。即使悬赏人发布悬赏微博时并无悬赏真意且未想到他人会当真,此戏情节也不会影响悬赏合同的效力。虽然悬赏报酬债务未约定明确的履行期限,但若悬赏人在遭遇首次主张时明确拒绝履行,则其并无未届期抗辩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