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数字出版正被全球平台深度改造,理解这一平台语境,需要从文化数字化的历史进程和文化产业的平台范式两个角度切入。构筑全新数字出版格局的平台范式,关涉国际传播视野下文化的“关系—能力”技术框架、“企业—政府”结构生态以及“趣缘—地缘”价值取向。高质量推动文化走出去,数字出版需要在既有业态发展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多样化的用户需求导向,融通内外的数字资源库建设,嵌入和自建并行的平台应用,以及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出版智能化的生产力提升。与此同时,需要清醒认识和敏锐处理数字地缘政治正在引发的文化和价值冲突。

摘要：平台时代的新闻传播呈现出一种以流量为导向的发展态势,这对新闻业的传统价值观和权威性基础带来了挑战。流量思维和流量机制的产生,与新闻商品化的历史逻辑和平台时代新闻生产的认识论转向密切相关,本研究对此进行梳理,提出新闻记者的工作重点不仅是处理新闻与事实之间的再现关系,守护作为社会共识的真实性生产机制,更是应对人、技术与平台的一整套复杂网络关系及其塑造的无边界信息生态。在这个转型过程中,以流量生产和流量评价为出发点的新闻权威性范式的兴起暗含了一种新闻实践和新闻规制方式的潜在的风险格局。通过从重视流量到重视流向,我们可以在流量时代思考重建新闻权威性的新路径。

摘要：当前,数字文化日益成为国际传播秩序变革的重要力量。首先,数字技术重塑传播主体观念,再造主体实践模式;其次,数字平台与民族国家的互动定义国际传播新边界;再次,数字文化在失序与重构之间衍生国际信息流动新秩序。面对控制和博弈的数字风险,国际社会产生对数字技术的人文性反思,并延伸出数字文化抵抗行为。基于此,本文提出“数字公域传播秩序”概念,以此指向数字文化与国际传播的多维互构关系。

摘要：具有“自由主义”理想的互联网技术在美国政府眼中是基于民族国家技术创新下的商业增长点,以及用以重建全球信息秩序的新的信息通信手段,美国政府通过产业和技术优势形成“隐性”控制,并通过规则制定、国家间利益交换,“显性”地实现对于互联网关键资源的控制,这种单边控制的政策制定体现出一种与互联网技术社群自身理想相反的治理模式——“自上而下,有限共识”。2016年10月1日,ICANN脱离了美国商务部的直接控制,“多利益攸关方”作为美国“钦定”的制度得以保留,延续“自由主义”话语建立“合法性”,依靠产业优势和司法管辖,借助非国家主体掌握互联网游戏规则的控制权。与此同时,国家作为互联网治理主体的倡议被不断提出,形成了“委托非国家行为体”之外,日益丰富的“跨政府协议”与“政府单边措施”,国家主体主导网络秩序的基本格局业已形成。伴随着网络安全形势日益严峻、网络空间与现实空间日益紧密、区域性互联网产业崛起,以及地缘政治的线上蔓延,安全与平等成为互联网治理的共同追求。从现实主义视角出发,需要发掘碎片化全球互联网治理模式中的元模式,为互联网治理的真正国际化奠定基础。

摘要：立足城市研究的多元学科视野,对城市国际传播这一交叉领域的学术面向,可以梳理形成外交学和国际政治研究中的主场外交问题、公共外交视野下的城市外交问题、传播学视野下的城市可沟通性问题、跨文化传播研究中的移民与文化适应/融合问题、“新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城市空间生产问题,以及政治经济学视野下的城市在全球资源配置中的角色问题等六个方面。基于此,城市国际传播主体性建设不是简单的传受关系,也不是本质化的形象投射与受众认知问题,需要突破形象宣传桎梏、跳出触达效果指标逻辑,构建包含识别多元主体的能动价值、内外结合且充满弹性的评价体系、反思全球北方城市中心主义在内的新的理论路径。

摘要：国际传播的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包含两个核心维度:其一是对学术史及其知识社会学逻辑的清醒认知;其二是对新的规范性理论的自主建构,并以此激发经验领域的研究创新。两个维度相结合提供了后疫情语境下国际传播学术想象的概念基石和阐释创新的话语空间。本文从国际关系和国际传播相互建构的知识轨迹入手,结合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所加速的数字化和平台化传播新语境,探讨如何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新规范理论,反思和创新国际传播研究的理论路径,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传播理论体系建设提供参考。

摘要：无处不在的冲突与复杂多变的媒介环境正重组着国际传播的结构与机制。在社会学、政治学、媒介学研究等多学科整合框架下思考国际传播,冲突路径关涉其结构矛盾、基本要素与认知框架。基于此,本文首先对冲突本身进行跨学科理论溯源,梳理动态的、历史的、关联的和结构化的冲突理论脉络;同时建立国家-阶级-秩序-权力的立体背景框架,在此背景分析中提炼结构主义视角下物质权力-叙事象征-文化消费与后结构主义下的身份政治,组合成冲突框架的核心维度。最后,在多维度的交叉与互动关系中,本文提出国际传播冲突场域的媒介化、图像化、情感化和平台化趋势,尝试把握多元、动态与融合的研究路径,使国际传播的冲突理论地图的绘制经历一个从古典基础、结构机制到前沿经验的学术反思与整合想象。

摘要：流媒体革命的数字结构变动正塑造着视听产业的新身份。借助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路径,文章将数字化的资本积累循环作为传播过程,把视听产业平台化转型置于马克思关于资本再生产相对于价值实现和加速流通的视角下进行考察,并折射出全球市场变化。首先,平台化转型背后的加速逻辑被体现为产业生态中的数字发行革命,如电影流通平台的基础设施化接管了内容发行和播映的物理空间,不可逆转地重塑了内容消费。其次,文章从电视和音乐两个方面分析了流媒体平台在一系列复杂市场中的嵌入性,即整合多重市场的能力,并透露着策展权作为平台经济中广泛的社会技术特征——“选择”的政治。同时,国家权力通过政策手段持续回应和干预着视听产业平台化进程,在调节这一技术资本联合体的创造性力量的同时,实现对其有效运用,在发展与治理的框架下促进利益联盟的可能。最后,全球语境下视听产业的多线程平台化进程不断深入,“平台资本主义”正驱动一种文化生产与资本循环动力的快速融合,而这一融合正在重组着视听产业的全球格局及其未来走向。

摘要：以沉浸式体验、跨媒介叙事、数字戏剧与交互设计为代表,一系列数字技术的使用将从根本上改变对诸如文物、历史遗迹、历史文化艺术表达在内的文明结晶的对外传播。在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推动下,融合文旅产业的民族化与现代化发展,以数字技术升级为支撑的叙事体验作基础,通过沉浸化、剧场化、互动化的文化艺术传播实践,将实现中华文明承载信息与观众认知、体验之间的高度融合。

摘要：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性和全球性视野中,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将跨国技术巨头塑造为新的政治行为主体,挑战着既有的主权国家秩序,从内外部消解着国家权力;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与国家权力的相互嵌入表现在国家权力对技术的介入乃至征用,以及人工智能成为意识形态博弈的认知新场域,分化为一系列二元对立关系,进而影响全球数字领导权的形成。在这个意义上,人工智能成为塑造数字地缘政治的结构性力量。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路径介入人工智能的地缘政治分析,需要超越单一的民族国家中心主义框架,分析技术、国家、资本等多元行为主体在这一全球化进程中的多维交互关系,并基于对当下面临问题的识别,探索审慎的应对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