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当前高速移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应用环境下,短视频这一媒介形态被平台经济捕获,一方面变成短中介,链接了整个文化产业,另一方面转化为数字平台,不断融入数字经济、公共服务和国家治理。基于此,短视频也呈现出基础设施化的倾向,尤其表现在搭建数据中心、拓展计算服务和形塑政治文化三个方面。短视频的基础设施化也呈现出明显的区域性色彩,在中国尤其表现在整体发展与国家干预两个方面,并被描述为技术民族主义的成功。短视频未来发展有其不可持续性,即渠道霸权导致的市场封闭性和外部干预性危机,不断加剧的数字地缘政治,以及基于用户绑定的数字劳动所引发的算力与精力之间的“瘾”经济危机,这将决定短视频如何在数字中国的总体框架内找寻到一种可持续、高质量的发展道路。

摘要：在新时代中国故事的叙事体系中,如何重建乡土性成为打通国内外认知差异的关键一环。青年群体通过视听内容以新乡土叙事讲述中国故事,为国际传播工作带来重要启示。本文以纪实互动真人秀《种地吧》为例,聚焦视听传播语境下青年群体如何创造新乡土叙事,构造新话语、新语境、新形式,呈现新时代青年的文化情感与价值追求,进而探讨面向未来讲好中国故事的青年动能。

摘要：作为一个具有四十载历史和不断深化全球影响力的媒介仪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在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983年以来,春晚的发展历程与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上升同步,借助各类媒介技术和多元表达形态不断塑造愈加瑰丽的媒介奇观。以历史的视野观照春晚的国际传播历程,识别关键时间节点并划分发展阶段,可以发现,春晚不但以多样的文化价值、多元的文化元素对外构建文化共识,还塑造国家形象并宣介中国理念。面对日益媒介化的全球社会,春晚这一媒介仪式的国际传播功能将继续得到强化,在我国的国际传播事业中发挥更大作用。

摘要：党的二十大首次将“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写进党代会报告,标志着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已成为全党共识和国家任务。本文通过政策文本解读、现实经验分析和理论资源整合,阐明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内在逻辑,剖析战略实施所面临的现实挑战,并从系统科学的视角提出推进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实施、加强文化强国建设的三条进路:加强总体设计、推动多方协同、坚持开放共创。

摘要：识别文化强国的内在理路首先应当置其于世界史语境之中。西方社会中偏时间性的“文明”与偏空间性的“文化”共同构成了理解中国历史方位和现实去向的重要参照。中华文明是其与中华文化长期互构并积淀而成的产物,成为中国与西方现代性相遇时维护自身独特性的一种防御机制。系统梳理文化强国概念,做好对外文化传播,不断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需要具备融合内外部视野的复杂思维:内部而言,需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共识化的集体文化自信具备高度认知;外部而言,需要尊重世界文化多样性并批判性认知全球视野中的中国,把握中国对世界文明多样性的贡献。简言之,文化强国的最终目的绝非追求“国强必霸”,更非形成文化霸权,而是基于中华传统天下观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之实现。

摘要：不管是中国人走出去还是外国人走进来,"网红外宣"已经成为加强和改进中国国际传播工作的新共识和新平台,在实践、话语及理论层面呈现出超越乃至重构建制化国际传播的巨大潜力。然而,(跨国)数字平台的网红群体及其传播行为带有极强的流量经济色彩和虚拟群集倾向,其与国家意志主导的国际传播和文化社群主导的跨文化传播并无内在关联,既有正面促进的机遇,也有负面消解的可能,这给面临地缘政治壁垒和深受流量思维影响的国际传播工作创造了实践和想象的空间。这一创新悖论需要从国际传播和"网红经济"的本质差异入手进行解析,进而回归国际传播的舆论领袖,而不是流量节点这一根本性的理论维度。

摘要：基于对深度造假的发展简史和技术特征的梳理,本文反思了新闻专业主义危机框架内的真假二元论,提出了"深度后真相"的概念,认为视觉客观性的瓦解和新闻专业主义的自我救赎是其主要特征。然而,这都无法阻挡和改变深度造假这一技术运动,因此需要回归对传播权力关系的分析,才能看清深度造假给深度后真相社会带来的视觉控制。借助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路径,本文分析了竞选政治和国家安全如何应对和利用深度造假来实施视觉控制,以及深度造假如何加持了更具系统性的平台控制,从而催化了政治分裂和政治冷漠,也进一步挑战了传统新闻体制的专业主义权威。随后,本文转向视觉政治的经济基础,解释了深度造假对互联网平台公司的经济价值,提出在这一技术运动中,真与假的二元对立关系被替换为渠道与内容的供需关系,复杂的政治后果背后隐藏着基于数据中心主义的平台经济的精明算计。最后,文章提出,深度造假将可能催化算法威权主义,从而进一步巩固现有的平台资本主义。

摘要：2013年至今的10年以来,“一带一路”倡议产生的政治经济效益和互联互通效果有目共睹,而其所蕴含的国际传播价值需要在反思西方国际传播理论脉络的基础上,结合理念传承、实践创新和认知转型加以发掘。“一带一路”倡议在中国国际传播中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正在凸显。“一带一路”倡议不是一种发展范式的单向对外输出,而是基于“五通”的合作互利,也是基于“中和”的尊重共赢,更是团结“全球南方”的发展动能,在数字时代为多元主体平等参与国际传播秩序构建提供了合法性来源。在这一全球公共思想产品和实践场域的驱动下,国际传播研究将有可能超越霸权主义和本质主义的认识论,在“将西方地方化”“将南方主体化”的前提下,为21世纪国际传播新秩序的重建提供从理念规范到基础设施再到实践策略的系统化支撑。

摘要：始自技术和资本的联合驱动,媒体融合曾经展现出强势的打破边界的单线进化逻辑.2014年以来,中国由上而下的媒体融合政策在包容上述逻辑的同时,将媒体的新一轮变革放置在国家治理体系转型和治理能力建设的顶层设计框架里,凸显出丰富的政治意涵.换句话说,作为一个国家政策和改革方案,媒体融合进入政策议程,从一开始就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总目标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摘要：文生视频应用Sora的出现引发了业界与学界有关大模型时代人工智能驱动视听传播变革的讨论。除了基于传统的视听传播对人工智能技术演进进行回应外,近来的研究还关注到深度伪造、计算艺术、版权保护、电子游戏等诸多交叉领域,并结合了多个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资源,不断拓展视听传播研究的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