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研究在整合"反连接"概念及其流变的基础上,通过对18位具有"反连接行为"受访者的访谈发现,个体的反连接行为是由于长时间、全平台的数字劳动造成的,而个体的劳动过载与劳动异化源于结构性的社会加速。个体(用户)在与"加速社会"和"平台"的关系中作为资源的产出者既受到来自互联网连接文化的诱惑,也承受着社会加速的压力,因此"断开"连接作个体对自身劳工化的"反抗",可以被比作一种"数字罢工"。虽然个体通过节点切换、空间规训和接口关闭等三种"罢工"方式暂缓了过度劳动的异化病症,削弱了社会加速带来的压力与紧张感,但作为一种功能性减速,反连接仍是个体为融入加速社会而选择的一种"减速策略"。

摘要：评价媒体深度融合的成效需要聚焦于三个维度:第一,传播,即传播效果,实现从单一测量模式向复合型评估模式的转型,坚持质化量化并举、多元主体审视和传播全程考核;第二,服务,即党政服务、公共服务与商务服务三位一体,服务电子党务和电子政务建设,为党政系统之外的各类社会组织和个人提供公共性而非商业性服务,以及包含打造自身造血机能和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在内的系统性商务服务;第三,治理,涉及以体制机制调整和生产流程再造在内的内部自主治理,和以舆情服务和智库服务为内涵的外部协同治理。这一三元综合评价体系将有助于激励和驱动媒体融合达成其国家战略的初衷和宏愿,当然也需要进一步的操作化设计。

摘要：从追溯"大数据"的概念史入手,本文首先解构了基于技术理性的"大数据"迷思及其与过往新技术迷思之间的承继关系;其次,讨论了"大数据"作为一种"技术法则"施加给社会的影响。从迷思转向政治经济学,接下来分析了"大数据"在金融和电子商务市场上的生产性和商品性,及其对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潜在影响;指出了对百度、腾讯和阿里巴巴而言,"大数据"的价值仍然表现在广告和(吸引)投资两个传统领域中;指出了政府部门与市场在"大数据"市场上的垄断性和联盟关系,以及"大数据"在社会领域使用中所引发的差异。最后讨论了新闻传播学术圈围绕"大数据"形成的分化,以及不确定的未来。

摘要：全球传播已经进入平台化时代。以大型互联网平台公司为主导的信息传播新型基础设施正在从技术、市场、政治和文化等多个层面,重构着全球传播的信息流动新格局、地缘政治新秩序和文化交往新生态。在这个全球传播的平台化转型过程中,新冠肺炎疫情扮演了加速器的作用:一方面,快速推动了以短视频社交、视频会议、流媒体音乐等为代表的互联网平台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渗透;另一方面,严重加剧了全球传播已有的裂痕,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和终端接收使用的数字鸿沟,以及与政治博弈、贸易争端和文化歧见等深度绑定在一起的数字平台的地缘政治。

摘要：从广播、播客、语音助手到智能音箱,"声音传播"的媒介化变革和功能性演化始终与人类交往和社会组织方式的变迁息息相关。本文以"声音传播"为视角,提出在初具雏形的智能媒体时代,基于大数据和云计算的智能音箱正以场景化和交互性的传播优势,构建人机之间的连接新生态,赋能万物互联传播新格局。此外,本文秉持"技术向善"的价值取向,批判地考察了随着智能音箱普及而产生的主体性危机和情感缺席等技术伦理问题,认为需要辩证地把握智能媒体时代声音传播的复杂前景。

摘要：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简称“新基建”)已经进入数字时代国家政策的顶层设计话语.如何理解“新基建”,尤其是数字化的基础设施,成为理解数字中国建设的逻辑前提,也与国际范围内媒介与传播研究的“基础设施转向”(infrastructural turn)实现互动.本文采用量化统计和质性分析并举的方法,对2005-2020年的国务院(部门)文件、历年政府工作报告等国家级政策文本进行扫描,理清其中的“基础设施”政策话语如何内嵌于中国国家发展与治理现代化的历史脉络.基于历史文本分析,本文将“基础设施”政策话语的时代变迁划分为三个阶段:2005-2014年,主题为发展主义,特别是与第一和第二产业结构改革目标有着更为紧密的联系;2015-2017年,过渡期,开始孵化“新基建”的概念;2018年至今,基础设施建设与新时代背景下新经济增长和治理改革模式相接轨,“新基建”亦成为国家级政策文本关键词.在具体理解这三个阶段“基础设施”政策话语如何与社会历史变革产生内在关联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讨论了“新基建”在新时代的技术政治性和治理新内涵.

摘要：身体研究在元理论层面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视角,即建构主义和反建构主义,分别侧重于身体的象征意涵和感知意涵,即作为隐喻的身体和作为现象的身体。这种辩证认识论有助于审视传播研究如何进入和架构身体议题。一方面,传播学者将注意力投射在身体的主体性焦虑上,从媒介进化史和文化展演的角度出发,发掘了身体在场的技术语境和象征价值,这是对建构主义的反思;另一方面,在日益沉浸化和交互化的传播环境中,身体又被塑造为赛博格的新隐喻和超越话语的新物质实践,这分别是建构主义的延续和反建构主义感知的物质化转向。未来,传播学视域中的身体研究需要高度重视认识论问题,从学术现象讨论转向学术体系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