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31年江淮大水损失奇重,对灾民的救济和灾后重建困难重重。工赈作为近代以来有效的灾荒救治模式,在1931年江淮大水灾后重建中得到充分运用和发展。政府接替民间义赈团体成为此次工赈的主角,南京国民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建立了既有分工又有合作的双重工赈指挥体系,藉此展开了工赈项目的设计与运营,一方面疏通与合作机制使1931年江淮工赈取得了显著成绩;另一方面,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诸因素则制约着工赈机制的良性运转。

摘要：在1931年江淮大水救助中,国民政府突破了传统荒政以"维持统治秩序"为出发点的思维模式,在防止因灾害而引起政治波动的同时,也注意到经济建设的重要性。其间,开展了大规模的工赈与农赈,组织了官义合作、多重牵制的管理体制,设计并成功运作了多种形式的农赈项目,为灾后农村的恢复建设,尤其是全国经济委员会主导的中国合作社运动奠定了基础,并由此发轫而成为国民政府建设"新农村"的一个新思路。

摘要：在1931年江淮大水救助中,国民政府突破了传统荒政以"维持统治秩序"为出发点的思维模式,在防止因灾害而引起政治波动的同时,注意到经济建设的重要性;开展了大规模的工赈与农赈,组织了官义合作、多重牵制的管理体制,设计并成功运作了多种形式的农赈项目,为灾后农村的恢复建设,尤其是全国经济委员会主导的中国合作社运动奠定了基础,并由此发轫而成为国民政府建设"新农村"的一个新思路。

摘要：乡贤治村作为乡土性与现代性耦合创新的实验场域,具有历史基础、实践经验和问题指向三重逻辑。当代乡村社会转型催生了新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分层,新乡贤群体在传统和现代的碰撞交融中应运而生,通过与村两委的合作或补位,创新了多种村治参与机制和实践模式,助推了乡村治理社会化,改变了长期以来乡村由于精英流失而导致的治理空心化趋势。但与此同时,乡贤过度参与村治也暴露出一些显性或潜在的问题,制度层面的优化设计和边界空间的清晰化,将是未来完善乡贤治村的对策向度。从中国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的宏阔视阈来看,自治、法治和德治"三治结合"的治理理念,体现了历史、实践和理论三维逻辑的辩证统一。

摘要：民国时期政府救灾机构出现了组织社会化的新动向,为救济1931年江淮大水而成立的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及其灾区派出机构(以下统称"国水委")堪为其例。"国水委"在赈务人才的选聘标准、录用及考核程序等方面,形成了或倚重社会资本或倾向文化资本的上下有别的用人特点。在对赈务职员聘任的流程中,"国水委"设计出担保与督察双管齐下的风险防控机制。这种趋向于社会化和公开化的用人机制,使"国水委"选拔出了从基层到中、高层的赈灾人才梯队,从而较好地保证了救灾队伍的自律和赈务事业的效率。从这一意义上来看,"国水委"不啻为中国荒政史上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官方组织。

摘要：民国时期灾害频仍,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政府和社会各界重新思考救灾问题,中国传统的救灾思想进一步转型,"变救为助"、"教养兼施"逐渐成为民国灾害救助的主导理念。这一理念在灾后重建的机制设计中得到充分体现,以工代赈、以贷代赈、以助代赈观念在救灾实践中脱颖而出,并作为1931年大水灾后重建的重点项目而得以优先运用,其运作机理和特点彰显了民国时期救助比例结构性的变化,以及重建机制在操作层面上的日渐成熟。

摘要：通过J2EE架构实现了基于Web的数据管理平台,基于Linux架构Oracle数据库管理器,实现一个端到端安全的、高性能、易操作、可扩展的通用数据平台.

摘要：1931年大水救济,国家吸收了义赈精英,组成了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以下简称国水会),借鉴采用了义赈经验,在此基础上,对中央与地方在救灾中的关系重新定位。一方面在机制的设计中,重组一套自上而下的中央救灾军,将救灾指挥权和调度权收归中央,避免假手于地方。另一方面,国水会不得不借助于地方行政资源及其对地方赈务的熟悉,将地方政府对救灾工作的支持和配合作为考核其政绩的一个重要筹码。经过多轮利益博弈与关系整合,国水会以退为进,最终磨合出与地方政府谈判协商的合作机制。

摘要：在工程中需要进行FPGA与上位机的通信,根据现场情况选择了UART的RS-232C接口标准规范和总线标准规范进行驱动设计.驱动主要是针对近距离串口通信设计,采用了异步通信协议,同时利用FCS校验来保证通信数据的完整性和准确性.程序采用VHDL硬件语言进行编写.通过长时间测试,运行稳定可靠,并且能够提供一定的抗干扰能力.驱动的实现为FPGA与上位机的通信提供了一种可靠的方式,具有较强的实用意义.

摘要：针对中国散裂中子源(CSNS)波形记录与报警系统的应用需求,设计实现了ARM—Linux平台下基于AHB(高速外围总线)总线通信的FPGA设备驱动程序。对数据通信接口设计、FPGA设备驱动的开发方法、内存映射机制和中断处理等关键环节做了详细描述。该设计已应用于CSNS波形记录与报警系统中,性能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