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政务服务标准化是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重点问题。文章通过引入“结构—机制—行为—互动”(SMBI)框架,结合S省N市政务服务标准化改革历程,对比省、市、区县面对标准化改革不同的态度和做法,指出政务服务部门事权的差异化配置是政务服务标准化改革出现协作治理难题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此基础上,标准化与绩效考核机制的强关联性易导致改革成为组织“自我证明”的工具,增添基层政务服务部门工作负担并加剧政府间关系矛盾。然而,基层官员却能通过更多地与公众接触,率先突破科层权威寻求创新变通,推动服务型政府发展。政务服务标准化在实践中同时具备技术工具和行政过程两种属性,要以“积极辅从性”为原则协调政府间矛盾,加强政务服务部门与外界的联系。本文在分析政务服务标准化过程中增添了中观结构、机制和微观行为、互动对改革影响的讨论,研究组织制度设计和个体行为的关系,有助于更加真实地把握标准化这一行政改革工具。

摘要：公共行政的社会设计观点与民主治理的精神不谋而合,民主治理无论是趋于治理结构的非中心化模式还是后官僚制的模式,都是公共行政的社会设计理念的一种产品。合作行动贯穿公共行政演化始终,但民主治理视角下的合作行动作为一种设计的结果,不同于危机设计的命令型合作,也不同于理性设计的纪律型合作和渐进设计中的协作型合作,而是一种回归政治平等的协商型合作。在合作的概念家族中,形式化的合作行为实际上隐含着巨大的类型差异。区别这些差异,不仅是公共行政学合作议题研究的知识积累,恰当的合作行为类型还是民主治理得以实现的条件。

摘要：进入本世纪以来,在行政管理学发展进程中,行政哲学的研究日趋繁荣,相应的研究成果体现了行政管理学发展的主体性,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行政管理学走向自觉和成熟,对促进有中国特色行政管理学科的发展发挥了积极意义。文章从知识论的角度出发,对近十余年来中国行政哲学研究成果进行回顾和反思,从"中国行政学的身份危机"、"行政管理研究中的公共性理论"、"行政管理研究中方法论意识的觉醒"及"中国行政学理论及构建服务型政府"四个题域,对中国行政哲学的主要议题展开论述,这对学科现有框架的勾勒和进一步发展的设计不无裨益。

摘要：问责制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一项重要制度设计,一旦问责制失灵对治理体系的危害是巨大的。聚焦基层问责乱象,以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为基础,可以建构“结构—行动”互动的分析框架,提出问责行为受到问责体系的内在行动者因素和外在结构性条件的双重约束,问责乱象的生成与结构层面的责任化倾向和行动层面的认知偏差有关。并据此,将问责乱象划分为情绪式问责、运动式问责、加码式问责和机械式问责等四类具有代表性的情境。相较于控制路径的问责,信任路径的问责更匹配建立在人民信任关系基础上的治理体系。围绕问责的四种异化形态,能够有针对性地提出认知治理、规范治理、精细治理、期望治理等四条差别化的纠治路径,以期问责行动能够回归最本质需求,维护良好政治秩序。

摘要：本文以程序设计与叙事模式为论域 ,分析了立法听证制度效能问题。作为直接民主的一种形式 ,立法听证制度的实践是中国民主政治演进中的知识性事件 ,所以既要做价值关怀 ,又要进行制度与技术知识的积累 ,从而稳健地促进这一民主制度的成长。

摘要：作为社会科学想象力的产物,集体行动现象的概念化成为公共生活中最重要的一种知识增长。但在既有的学术研究中,集体行动概念要么偏向于社会抗争性事件的分析,要么在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假设中作出过度操作化的分析。因此,从建构主义行政学出发,在更一般化的理论水平上对集体行动进行研究,这既是科层治理向民主治理转化中提出的一个组织行为学的知识性议题,又是构建前瞻性和承担社会责任的公共行政的关键议题。

摘要：社会管理作为政府一项基本职能,其正当性、范围和方式受国家构建和行政模式的影响和约束。目前政府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仍旧是一个未完成共识的研究议题,从公共责任类型和公共政策取向这两个维度构建理解政府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框架,可以避免对政府社会管理的片面认识,可以发现政府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要旨在于如何消除对全能政府的依赖,并在限制强制性权力行驶中改善公共服务,其政治思维倾向和价值追求不是以维持社会稳定为目标,而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政府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路径取决于政府角色认同的转变和治理机制的设计,政府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发展趋势则应当融入服务型政府的建设。

摘要：道德风险及其引发的信息控制问题是理解国家治理模式的主线。为规避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道德风险,组织需要通过治理设计进行信息控制,以达成治理目标。在此意义上,治理被视为一种纠偏机制,一套在信息传递的纵向和横向通道内防止信息失真的保护机制。因此,信息控制方式的不同就产生了不同的治理模式。以信息控制的分析框架来透视中国国家治理模式,不但能清晰展现新中国成立后三种国家治理模式的优势与困境,而且为现阶段国家治理的研究提供一条有益的研究路径。

摘要："界面"的本义是指物体与物体间的接触面,而信息技术兴盛背景下人机交互界面术语的出现,才使得"界面"一词进入大众话语。人机界面中的"界面"隐喻从交互方式、二者关系和实践指向三个维度,扩展了界面的原初含义。人机界面之"界面"内涵的三层扩展同样适用于公众—政府界面:公众与政府间的交互不限于政务大厅似的物理空间内,而是一种复杂的多形态交互;二者的交互应当强调以界面一侧的公众为导向;界面研究的实践指向在于对公众—政府间的交互进行界面设计、界面优化或界面重构。人机界面从"操作界面"到"用户界面"到"人本界面"的变迁过程,对公众与政府交互的范式创新也有着深刻的仿真效应。

摘要：从治理体系视角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并非政党制度的根本性变革,而是在执政党执政的基本格局下寻找提高其公共治理效果的方式。伴随历史社会的发展,执政党的行为可概括为执政和施政两种基本功能,这两种功能在价值诉求、作用领域、主体关系和实现方式上均有所区别,执政角色的获得方式跟施政效果并没有必然联系,施政效果取决于执政党在治理过程中与政府关系的设计。执政党要获得良善的施政成效,需要平衡执政和施政两种角色的关系,构建面向公共性的国家治理体系,在公共性的追求中改进合法性状况。因此,执政与施政关系的理论阐释,成为中国公共行政学的根本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