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的了解2004—2021年杭州市疟疾流行特征,为制定疟疾消除后防控策略提供依据。方法收集2004—2021年杭州市疟疾疫情相关资料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疟疾报告资料,分析消除前阶段(2004—2009年)、消除阶段(2010—2015年)和消除后阶段(2016—2021年)疟疾病例的发病时间、地区、人群特征和感染来源。结果2004—2021年杭州市累计报告疟疾病例602例,消除前、消除和消除后阶段年平均发病率分别为0.22/10万、0.20/10万和0.18/10万,呈下降趋势;男性分别占63.96%、85.07%和93.75%,18~50岁人群分别占67.86%、82.84%和80.00%,均呈上升趋势(χ_(趋势)^(2)=56.748、39.971,均P<0.001);发病人群职业从农民或民工为主向多种职业转变,商业服务人员由消除前阶段的4.87%上升至消除后阶段的24.38%(χ_(趋势)^(2)=73.308,P<0.001)。间日疟所占比例由消除前阶段的96.43%下降至消除后阶段的7.50%,而恶性疟由3.57%上升至71.25%,且2010年后出现卵形疟、三日疟及混合感染。消除前阶段间日疟发病季节性明显,5—10月为流行季节;消除和消除后阶段无明显季节性。病例地区分布呈现由郊区、农村向城区转移趋势(χ_(趋势)^(2)=74.229,P<0.001)。2010年后杭州市未检出本地病例,疟疾消除后感染来源以境外输入病例为主,占94.22%,其中来自非洲的病例占90.61%。结论2004—2021年杭州市疟疾高危群体为青壮年男性,赴境外从事商业服务人群逐渐成为疟疾的主要传染源,虫种趋于多样化。加强境外输入病例防控,及时发现和处置病例是杭州市巩固疟疾消除成果的主要措施。

摘要：为了解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处置公共卫生事件能力,本文对杭州市13个区县38名公卫医师处置公共卫生事件能力进行了分析.现将结果报告如下。1资料与方法 1．1资料来源自行设计问卷，对杭州市13个区县从事现场流行病学专业的公共卫生医师进行问卷调查。被调查者均为各单位公共卫生事件处置一线的技术骨干。调查内容包括一般情况、现场工作情况、疾病监测、实验室工作、传染病暴发调查种类、传染病暴发调查中担当角色、所做工作、

摘要：目的了解杭州市消除疟疾后传疟媒介按蚊种群及密度现状,为消除疟疾后输入性疟疾再传播风险评估及输入性疟疾防控策略的制定提供依据。方法 2018-2019年选取杭州市10个区(县、市)为传疟媒介监测点,采用诱蚊灯法、人诱法、勺捕法分别进行传疟媒介成蚊种群及成蚊、幼蚊密度监测,同时收集2016-2020年杭州市间日疟确诊病例个案调查资料,对传疟媒介及疟疾疫情流行特征进行分析。结果 2018-2019年各监测点采用诱蚊灯法共捕获各类蚊虫1 686只,传疟媒介按蚊中仅发现中华按蚊(116只,占6.88%),主要分布于郊区和农村,城区未捕获;人诱法成蚊密度监测共捕获中华按蚊834只,7月下旬密度最高,其中郊区点为0.56只/(人·h),农村点为5.63只/(人·h),淳安县达到20.50只/(人·h);勺捕法幼蚊密度监测仅在稻田中捕获中华按蚊幼蚊373条,分布在淳安县、桐庐县和临安区,勺舀指数分别为0.70、0.05和0.02条/勺,7月下旬幼蚊密度最高(平均为0.54条/勺)。2016-2020年杭州市共确诊境外输入性间日疟病例12例,病例主要分布在余杭和西湖区;病例发病到确诊的时间平均为(7.08±8.24)d。结论中华按蚊是杭州市持续存在、唯一的传疟媒介,主要分布在农村且有明显的季节性,境外输入性间日疟病例未及时发现仍存在再传播的风险。

摘要：目的分析高虹镇2007年发生的甲型副伤寒暴发疫情的流行病学特征及流行因素,为制定防制对策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和病例对照设计相结合的方法,以高虹镇集镇所在地一山之隔的杨桥村作为暴露对照,分析水源暴露对副伤寒发病的影响;并根据1:1配对设计共选取70对病例与对照经多因素条件Logistic回归模型估计副伤寒发病的危险因素。结果两地水源暴露的相对危险度之比为3.88(95% CI:1.59～9.47),且高虹镇副伤寒病例中74.07%可归因于水源暴露。"以自备井水作为饮用水"、"以集中式供水作为洗漱用水"、"用集中式供水冲洗水果"3项因素是本次高虹镇副伤寒发病的可疑危险因素。结论水源污染是本次甲型副伤寒疫情暴发的主要因素,加强改水改厕工作和流动人口管理,针对重点流行地区集中力量开展疾病监测和预防控制措施是当务之急。

摘要：目的分析1950-2018年浙江省杭州市甲乙类传染病发病特点和流行趋势,明确传染病防控重点。方法从历年传染病报告工作报表和"中国传染病报告信息管理系统"中收集1950-2018年杭州市甲乙类传染病疫情信息,以10年为1个阶段,应用趋势χ^2检验比较各阶段甲乙类传染病发病率、死亡率和病死率趋势,比较分析不同时期甲乙类传染病疾病谱和发病顺位。结果1950-2018年期间,7个阶段甲乙类传染病平均发病率、平均死亡率和平均病死率总体呈现明显下降趋势(χ^2=2608369.10、32135.20和5953.34,P<0.001)。2010-2018年平均发病率、死亡率、病死率与1950-1959年相比分别下降89.68%、98.20%和82.20%。呼吸道传染病、肠道传染病、虫媒和自然疫源性疾病发病率均大幅度下降,7个阶段甲乙类传染病发病顺位变化较大,淋病、梅毒、肺结核取代早期的麻疹、疟疾、百日咳,进入发病前5顺位。艾滋病是在后3个阶段才出现的新传染病,是增长幅度最大且持续增长的严重传染病。结论1950-2018年杭州市甲乙类传染病发病率、死亡率明显下降,传染病疾病谱发生明显变化,建议高度关注性传播疾病(特别是艾滋病)、肺结核、人感染H7N9禽流感、登革热等传染病防治。

摘要：目的分析杭州市2017—2018年登革热核心区蚊媒应急处置工作情况,明确登革热蚊媒控制对策。方法收集杭州市2017—2018年登革热疫情相关资料,对病例报告发现情况以及应急处置核心区的数量、持续时间和伊蚊密度监测情况进行分析,评价核心区蚊媒应急处置工作效果。结果2017—2018年杭州市累计报告登革热病例1 242例,划定核心区419处。本地病例核心区342处,占81.62%;首次监测布雷图指数10~<20和≥20的核心区分别为87处和79处,分别占20.76%和18.85%;持续时间≤25 d的核心区298处,占71.12%。应急处置3日后布雷图指数达标率和成蚊帐诱指数达标率分别为60.38%和73.51%,8日后达标率分别为73.27%和79.95%。与2017年相比,2018年本地病例核心区所占比例(27.63%)下降,核心区持续≤25 d的比例(96.05%)增加,成蚊帐诱指数3日达标率(82.89%)提高(均P<0.05)。结论杭州市登革热核心区蚊媒应急控制机制基本建立,登革热诊断延误、暴发疫情应对不及时、媒介伊蚊控制失败仍是杭州市登革热暴发响应和应急处置存在的主要问题。

摘要：目的了解杭州市2017—2019年登革热流行特征及疫情处置情况,比较输入和本地疫情差异,为制定登革热防控措施提供依据。方法采用描述性流行病学方法分析2017—2019年登革热疫情的流行病学特征,比较输入病例与本地病例的流行特征、登革病毒分型、核心区布雷图指数及成蚊叮咬指数及持续时间。结果2017—2019年共报告登革热输入病例213例,本地病例1210例;输入病例以30~<40岁及20~<30岁的人群为主,分别占34.74%和26.76%,本地病例以≥60岁及50~<60岁人群为主,分别占21.07%和17.85%。各月份均有输入病例报告,本地病例高峰在8—10月。输入病例4种登革病毒血清型别均有检出,本地病例2017年主要为Ⅱ型病毒株,2018、2019年均为Ⅰ型病毒株。输入病例分离株包括Ⅰ、Ⅱ、Ⅲ和Ⅳ型,分别占55.28%、29.19%、12.42%和3.11%。应急处置后,核心区3 d的布雷图指数和叮咬指数达标率分别为62.77%和76.96%,8 d的达标率分别为77.46%和83.64%;输入病例核心区持续时间较本地病例核心区短(χ2=55.473,P<0.05)。结论杭州市登革热输入与本地病例高危人群不完全重合,本地核心区响应和适应机制不够及时。今后应持续加强输入病例检测,加强对本地病例核心区蚊媒的控制。

摘要：目的：了解类流感疫情流行特征。方法：设计调查表格，调查类流感疫情；采集类流感病例鼻咽拭子标本．利用MDCK细胞传代技术分离流感病毒。结果：2004年共计报告类流感疫情111起，总发病人数2012。病例主要发生在学校，占全部疫情的91．89％；发病学生1919例，。占发病人数的95．38％。2月至4月及9月为2个高发期。每起疫情的平均报告时间为5．31天。46．15％（12／26）的疫情检出甲3型流感病毒，29．54％（26／88）的标本检出甲3型流感病毒；同期在医院就诊127例患者检出率为13．397％，二者检出率差异不显著，X^2=0．00，OR=0．98（0．53～1．80），P=0．9489。结论；杭州市流感表现为散发和局部小暴发。

摘要：目的对杭州市一起农村登革热暴发疫情开展调查与分析,为制订农村登革热防控措施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采用描述性流行病学方法分析2018年9月杭州市农村一起登革热的流行病学特征;采集患者血清进行登革病毒核酸和抗体检测,提取病毒核酸后扩增E基因并测序,构建进化树;采用布雷图指数(BI)法进行蚊媒密度监测。结果该起疫情共报告登革热本地病例13例,罹患率为0.13%;其中,发病年龄最小30岁,最大79岁,以50岁以上人群为主;职业分布以农民居多。5株登革病毒株经序列分析,均属登革病毒1型,与泰国和缅甸等东南亚国家登革病毒1型同源性高。结论该起农村登革热本地暴发疫情由登革病毒1型引起,传染源可能来自东南亚国家,相关部门应进一步加强登革热输入病例监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