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为探析城市遗存山体植物群落对人为干扰的响应规律,采用群落生态学与数量生态学相关理论与方法,分析了不同人为干扰方式及强度下城市遗存山体植物群落结构特征与稳定性。结果表明:(1)不同人为干扰强度下植物群落垂直结构完整性整体上呈现为轻度干扰>中度干扰>重度干扰的状态;复垦、工程开挖和工程建设均对乔灌木存在明显的负面影响,而公园化利用有利于群落垂直结构层次的完整。(2)不同干扰强度下乔木径级结构均呈倒“J”型分布,轻、中、重度干扰下的小径木(DBH中度干扰>重度干扰;踩踏和公园化利用城市遗存山体植物群落相对较为稳定,而复垦和工程开挖植物群落最不稳定。

摘要：Maple是目前广泛使用的数学计算工具之一。本文通过对企业生产规模的考察分析,确定实现利润最大化的条件,由条件出发设计了实现此目的的算法,并用实例说明了此算法的正确性,其结果对现实中企业生产规模的确定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摘要：快速城市化发展对城市内植被和生物多样性产生了显著的影响,研究植物群落特征对人为干扰的响应规律可为城市残余生境生态恢复、生物多样性保护及植被的合理开发利用提供科学依据。以典型的喀斯特多山城市贵阳市为研究区域,城市遗存山体为研究对象,基于遥感解译与群落生态学调查和分析等方法,探讨了不同人为干扰方式及强度对城市遗存山体植被特征、群落物种组成和多样性的影响。结果表明:(1)中度人为干扰强度下城市遗存山体植被覆盖度(FVC)和植被净初级生产力(NPP)数值最高;复垦干扰下FVC和NPP值相一致且为最高,中小型公园化利用山体FVC和NPP值完全不一致且NPP最低。(2)不同人为干扰强度和方式下城市遗存山体间的平均物种数和生活型构成均存在显著性差异。整体上城市遗存山体的平均物种数在不同干扰强度下表现为轻度人为干扰>中度人为干扰>重度人为干扰;不同干扰方式下的平均物种数呈现为人为踩踏>构筑物>工程建设>公园化利用>复垦>工程开挖的趋势;重度干扰下城市遗存山体的落叶乔木、灌木占比最高,中度干扰下常绿灌木和多年生草本为主。(3)不同干扰强度下城市遗存山体植物群落垂直结构各层次物种多样性指数均偏低且存在显著性差异,乔木层、灌木层Shannon-Wiener(H′)、Simpson(D)、Margelf(R)指数在中度干扰强度最大,而在草本层均最小;均匀度Pielou(Jh)指数在乔木层和草本层中表现为轻度人为干扰>中度人为干扰>重度人为干扰,而在灌木层完全相反。(4)乔木层4种多样性指数在不同干扰方式下的差异较大;灌木层和草本层的多样性指数在人为踩踏和构筑物建设干扰方式下显著高于其它干扰方式,工程开挖为主的干扰方式下灌木层和草本层多样性各指数均偏低且存在显著性差异。总体而言,轻中度人为干扰对城市遗存山体植物群落物种组成和多样性的影响不突出,且中度干扰对植物群落物种多样性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重度干扰对城市遗存山体植物群落特征存在明显的负面影响。

摘要：在喀斯特地区,随着城市的快速扩展,城市建设用地在山间平缓地带延展,大量的自然山体被包围,最终被镶嵌于城市建成区内,形成了城市遗存山体。喀斯特多山城市内部的城市遗存山体是城市生境的主要组成部分,具有多种不可替代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以典型喀斯特多山城市贵阳市建成区为例,基于2008—2018年土地利用数据和InVEST模型定量分析研究区土地利用、景观格局和生境质量时空演变特征。最后利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揭示生境质量与土地利用变化之间的响应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2008—2018年耕地、城市遗存山体、林地在研究期间分别减少94.56 km^(2)、8.74 km^(2)、6.8 km^(2),土地利用变化主要以耕地、城市遗存山体和林地转化为建设用地为主,景观斑块破碎化和空间异质性逐渐加强。(2)2008—2018年生境质量空间聚集效应明显,平均水平较低且呈现下降的趋势,低水平生境质量面积占比从2008的38.29%增加到2018年的60.32%。适中和高水平生境质量面积占比分别下降1.95%和4.15%,生境质量退化面积达82.78 km^(2);较高水平生境质量面积占比增加3.98%。生境质量斑块表现出趋于破碎化、多样化和均匀化的特征,高水平区主要分布在城市公园和城市遗存山体所在区。(3)城镇绿地、城市遗存山体、林地和水体土地利用变化与生境质量总体呈正相关,建筑用地、交通用地、耕地和未利用地土地利用变化与生境质量总体呈负相关;人类活动对生境质量变化起主导作用。(4)城市遗存山体是多山城市高水平生境质量的主要贡献源,但在2008—2018年随着城市土地利用的复杂化程度增加,城市遗存山体生境质量退化明显。本研究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喀斯特多山城市土地利用变化与生境质量之间的关系,可为我国乃至世界其他类似地区生态保护与景观规划提供科学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