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加速到来的智能驾驶时代正在逐步瓦解传统交通安全犯罪的基本观念,引发包括“人的法定驾驶地位”是否丧失等问题。传统交通安全事故犯罪规定正在遭受不同程度的“肢解”,当代公共交通安全理念、犯罪的设定基础、归责逻辑等处于洗牌的机遇期。新型智能驾驶犯罪宜分为“对象型”“工具型”“独立型”,但亟待规范界定。应根据智能驾驶的程度与模式,就智能产品责任犯罪、智能驾驶公共安全犯罪等突出问题,对研发者、设计者、所有者、使用者、销售者、监管者等主体进行差异化归责。传统刑法规范体系陷入供给不足危机,亟待当代刑法提供框架性的保障,应及时回答智能驾驶时代新型犯罪的立法问题。

摘要：传统虚假广告犯罪在司法阶段频遭冷遇,互联网经济迅猛发展更使网络虚假广告犯罪及其适法难题凸显,主要表现为刑法介入不足、行刑衔接不畅、罪质理解不清、定罪逻辑缺乏统一性、立法适时跟进迟缓等方面。应启动网络化修正,激活传统罪名的网络化适用潜质。"违反国家规定"与刑事违法性的网络语境判断、网络广告管理法益的扩容、厘定网络虚假广告的主要行为类型、增加新型网络犯罪主体类型等构成要件的修改是难题。应将网络虚假广告罪的基本罪设置为危险犯形态,解决行刑打击的立法衔接、重置本罪的立案标准等刑事追诉问题。应适时修正刑罚结构,调节法定刑梯度,增设网络职业禁止等预防性措施。

摘要：智能技术及其应用的迅猛发展,对以人类的主体性地位为根本存立前提的当代法律体系形成强烈冲击,智能主体的刑法地位成为关键问题。目前,消极论和积极论处于相持阶段,加速了现行刑法理论体系的知识变革进程。“人造物”等不同程度的消极论,以现行刑事法律制度难以直接接纳及其所裹挟的潜在的刑事风险等为由,虽有其可取之处,但其逻辑机理正是过度释放人类中心主义的预设效应。完全按照人类中心的立场进行审视会得出无法调和的结论,也显示了智能技术应用的工具属性被深度放大之倾向,但上述消极事由不尽然合乎规制人工智能犯罪的现实需要,也与法律主体制度的演进规律不符,甚至会压制刑法主体的自主进化。“电子人”等不同形式的积极论,率先走出绝对的人类中心主义及其观念束缚,以发展的眼光看待人工智能与刑法的互动及其动向,更加契合了人工智能犯罪的发展动态。而意志自由、刑事责任能力、道德伦理规则、智能程度与智能主体类型、刑事责任的客观存在、算法的特殊地位与意义等既有的知识框架与新的要素累积,意味着人工智能可以在发展的刑法体系中实现衔接与契合。经由不真正完全背离刑法原理的认识扭转,亦供给了学理层面的支撑。而且,遵循功利主义的理路,以及在一系列有关人工智能主体方面的先行立法之做法的引领下,应分阶段、类型化、动态化厘定智能主体的刑法地位,使其在法律拟制的路径上可以继续延续和拓展。在人工智能的刑法主体地位得以澄清下,有必要接受智能主体可以享有一定的新兴权利之现实情状,但应具体地确证权利类型等具体内容。在现阶段的技术代际之策动下,智能主体的权利内容与范围目前是限制性的,无法采取与“人”对等的保护策略,保护方式也应有别。这种“降维”保护有其现实合理性,通过积极制度设计与规则配置,能够最大限度策应人工智能主体的刑法地位之更迭态势。

摘要：人工智能时代的加速到来与人工智能主体问题的出现,正在颠覆近现代刑法始终围绕人的主体性地位展开的立论逻辑与功能体系。人的主体性地位加速弱化,引发一系列全新挑战并裹挟刑事风险,策动传统刑法理论的变革。人工智能“手段型”“对象型”“独立型”犯罪日渐演变,倒逼规范应对思路的更新,应向刑事责任能力注入新内容,顺势酝酿犯罪论及犯罪构成体系的解构与重构。人工智能主体的伦理基础正悄然突变与形塑,触发刑事归责依据匮乏等难题。应消解“算法”统领刑事归责的合法性隐忧,妥定人的意志自由及其归责的实然地位,修复“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之罪责伦理观,探索多元化的刑事归责体系。传统刑事制裁观念未能幸免,应设计专属于人工智能的新型刑事制裁体系。

摘要：传统刑事禁止令遭遇网络环境后出现失灵现象,无法在网络空间社会施展预防机能。考虑到维护网络空间安全价值的优位性、网络安全法益的整体迁移态势、网络技术风险的积极制衡理念、舒缓传统刑罚处罚措施的衔接不畅之弊、激活网络空间禁网令的积极预防功能,建构网络刑事禁止令刻不容缓。网络禁止令的理论基础是积极预防理念;适用对象包括自然人和法人,适用罪名应无禁区,假释考验期亦可适用;应围绕网络空间技术风险及其防控的指标系数设计具体的禁止令类型;网络禁止令应当作为未来网络刑事制裁体系的独立部分。